【按：「1624歌仔音乐剧，展现四百年前，风起云涌，海盗、商人、台湾人，谁能在大时代中，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穿越四百年前壮阔史诗，重返十七 世纪历史现场，见证台湾与世界相遇的起点」……而过去的历史，则只从王侯将相上找到这种轨迹，哪怕是在海洋上，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两蒋父子，然后呢？ 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吗？ 反正不必去管大陆那边的江胡习了，共产党已经出局了吗，除了飞机扰台？ 其实，三十年来台湾一直在诠释海、岛与人，1992年《天下》杂志有一个『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 色」——那时节我刚逃出屠杀后的中国，在普林斯顿被人揶揄我说的「蔚蓝色」时，读到这个特刊，顺手留下一文《郑成功差一点就是查理曼大帝》，不过专 写海盗郑成功逃不出「中国格局」的悲剧，以及中国「中心衰落」与大结构破碎的前景，不料历史趋势果然如此，然而那岛上至今仍有一批人割舍不了中国，恐怕还会重复历史悲剧 的。 】
八世纪西罗马已经被匈奴灭掉二百多年了，穆斯林什叶派横扫地中海沿岸，渐渐逼近西欧。 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穆斯林，逼其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 偏安于战乱频仍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进入封建社会。
这叫做「古代世界的终结」。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着，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 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 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 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布朗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 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 的灭亡才成长起来。 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演，他先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 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皮伦 （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 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 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 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 不能进入西欧。 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 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这里产生了一个课题：即大结构控制力可疑。 我专门写过一文论述它：《换一种思路看中国——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 （https://www.facebook.com/841628330/posts/10160039910303331/?）
这个课题对中国的意义何在？ 吊诡的是，那恰可以在孤悬海外的台湾历史脉络里找到。 当然，台湾在空间和时间上，怎样脱出而又滞入中国旧格局的那种反反复复，恰是一个历史的迷惑，故事却要从郑氏父子说起。
三百多年前，一个中日混血儿在中国东南海面上创立了一个历史的开端。 至今人们没有去想过，那是逸出大陆上五千年华夏格局的一段新的文明史。 极具象征意味的是，在这个海洋地区，二十世纪出现的所谓“东亚文明”，恰好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明(西方的、日本的)之复合形态。
这片海洋对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在我们“华夷大防”的视野里，只有荷兰人的殖民、郑成功的反清复明、零汀洋的炮舰、春帆楼的耻辱和台湾的割让。 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长期被压抑在近代痛史的恶梦中，只晓得我们的祖先一败涂地，只记得被焚毁的圆明园和那艘沉没在黄海的铁甲舰“定远号”，而未曾寻觅过那段痛史之外 的种种努力，以及它对今天的意义。
悲叹内陆败于海洋，这是《河殇》的一个主旋律。 它把东西方截然劈为黄色文明和蔚蓝色文明的说法，颇受质疑。 众家批评之中，余英时教授说，自南北朝开始，中国文明的重心移向长江流域，宋明以后，又向海上发展，开拓了整个南洋，又有连续几个世纪的海外大移民，怎能 说中国没有海洋文明呢？ 我听了砰然心动。 最近，又读到了关于这个海洋文明的最新描述——《天下》杂志〈发现台湾〉特刊，以从未有过的独特视角，展示了这片婆娑之洋上被湮没的蔚蓝色。
看了这本特刊最后附的长长的参考书单，我便释然：只有心平气和以后，我们才会重新发现历史。
一、 反反覆覆缠进中国
十七世纪初，不论海盗郑芝龙还是荷兰人的到来有多么偶然，在那片洋面上，两个世纪前郑和开通的南洋航线已经繁忙起来，而“为了胡椒和灵魂”东来的西方炮舰 也出现了，处于航海通道上的台湾，反正是要被某种文明格局拢过去的。 问题就在于，当与贸易、竞争、征服相联系，以海洋势力为整合的时代和体系已经光顾这块化外之地，而中国的旧格局仍然会对它有巨大影响。 严格的说，在安平时代之前，「台湾是一个空的社会」，所以，并非荷兰人“无意中把台湾拖离中国历史的轨道”，因为它并没有在中国历史的轨道上。
荷兰人和郑芝龙都是在明末大危机时，垂手得到台湾。 由海盗和殖民者在一个“空的社会”创造的历史开端，虽然是全新的格局，但又几乎没有历史可言。 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公司企业体的方式统治台湾，一切为了用税收方式拿走利润（1650年纯利四十万荷币），这种殖民掠夺的管理方式，尽管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用“数字管理” 的先进格局（这是开出工业文明的基础），但在台湾却并未开出新文明。
君不见，当年荷兰人用西班牙文命名的好几座城，“名字大都不传”。 西方人用殖民方式，能不能移植他们的文明，在印度是一种失败的例子，而在香港和新加坡则是成功的例子。 至少，在这三个地方，他们不仅建立了公司管理体系，也建立了文官和法治制度，而历史给荷兰人的机会只有四十年，一切都来不及。
郑芝龙这样的乱世枭雄，可借台湾地理之便，趁大陆政权无暇东顾，而坐收通洋之利（黄宗曦说一年有好几千万），这自然是不懂海关税权的明政府拱手 让给他的，但他除了当一个衣锦还乡的海盗，在家乡大兴土木之外，甚至不可能成为一个封建割据者。 他对历史的唯一影响，是把在日本出生的儿子弄回来，让他接受中国正统教育，给了儿子一个永难泯灭的中原情结和大一统理想。 因此，在我看来，安平前史虽给了台湾一个具有转口功能的商业化的基础，它却无法成为威尼斯。
更有意味的历史嬗变发生在郑成功身上。 这位雄才大略的人物登上舞台的时候，正是中原易主，中国大结构发生破碎之际。 以他从父亲那里接受下来的庞大势力，他对中国海上航线的绝对控制，他精通组织海上贸易（特刊关于“山五商”和“海五商”的描述令人叫绝），台湾当时极微妙 的地缘政治状况（基本处于真空），以及他在战火纷飞的中国本土之外创立的东南繁荣，他是很可以真正把台湾纳入一个新的时代和体系，从此不走中国的老路。 倘若说有封建的可能，则莫过于此时此人。 这让我连想起八世纪西欧的查理曼大帝。
也许，今天人们都惋惜郑成功何苦要以一海岛独抗中原，白白将东南大好局面又缠进旧的历史格局中去。 明季清初，皇帝都不想要台湾，后来只为灭郑氏而攻占它；明郑两世而斩，一如历史上许多短命小王朝，不成气候。 如此等等，恐怕都怨不得哪个历史人物。 毕竟，在十七世纪，虽然西方文明的突变已经做好了种种准备（那是几千年的一个漫长准备），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都根本没有觉察到世界将要进入新的格局的 时候，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西岸，中国文明依然是那里的强势文明；以北京为中心的政治生态结构，也还远未衰落（不象西罗马灭亡后，地中海作为一种政治生态也不复存在 了）；甚至，中国文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对边陲还有很大的吸引力，从海上进入中国文明边陲的西方力量还较微弱。 这都说明郑成功为何不把台湾拖出中国旧格局，而一心要去“复明”。 “复明”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甚至到孙中山时代还存在。
历史的有趣就在于，郑成功这样一个中日混血儿，偏偏给台湾带去了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这一向被认为是他的历史功绩。 若按照今天的看法，恰好是他把台湾“拖进”了已经注定要落伍的中国轨道，然而，这却是台湾得以摆脱蒙昧的第一步，毕竟，那时台湾将要进入的是农耕社会，而 不是工商社会。
二、关于“华夷秩序”的颠倒和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今天回首三百年历史，对东亚社会来说，其大势几乎就是一件事，即所谓“华夷秩序”的颠倒，以及连带发生的文明中心与边陲的易位。 对前者，被颠倒的不仅是中国与西方的位置，也包括中日的位置，经过百多年的一再挫败，中国人基本认输，渐次坠入急功近利的“学习”和极度敏感的排外主义之中 ，内心却一直抱着“要把颠倒的秩序再颠倒过来”的强烈民族情绪。 然而，对于中国文明内部中心与边陲的易位，至今没有多少人肯承认。 以致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大陆在经过了一段成为“世界强国”和“革命中心”的虚假历史，中心再度衰落以后，大一统结构又陷入分崩离析。
“华夷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中国人极为短浅的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感。 不必追寻到太远古，至少，从所谓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开始，基督教、儒家、佛教、伊斯兰教等几大文明，是并驾齐驱的几个不同体系，此间没有“我优你劣”的 所谓秩序。 我以为，正是中国传统当中蕴涵着将文明划为优劣的某种世界秩序，才从中国文明内部引出对于自己跌为弱势文明的强烈反映，即“发现台湾”特刊中所说的那种 枢轴文化，对于接受外来事物有否定自己似的刻骨铭心的痛楚。 不过，也有学者指出，象中国人在”五四”以后这样全盘否定自己传统的现象，也是世界罕见的。 这当然也是因为对文明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所造成的，不为王侯，便为盗寇，当盗寇也是为了造反再当王侯。 排外与崇洋、守旧与猎奇、优越感与自卑感、民族耻辱与民族虚无，这些两极化的思维，在成为衰势的中国文化中统一得极和谐。
特刊在描述台湾历史中所作的关于中西、中日两个层次的文化比较，综合了许多学者的洞见。 也只有从台湾这样一个处于中西、中日冲撞地带的特殊文化位置上，才可能把以往大而化之的笼统比较，变成这种可以把握的具体而微的历史过程。
我想，把近百年中西文化冲突的研究，从聚焦于中心移向边陲，更重视承受外来文化冲激、濡染强烈得多的沿海地区，对中国的现代化研究恐怕更有实质意义。 今天的“东亚文明”，其孕育过程就发生在这些曾经是古典世界的“乡村”和儒家文明的边陲文化区。 事实上，成为西方前现代过程的封建化，也是从罗马世界的“乡村”——西欧孕育出来的。 基督教文明往昔的枢轴，如希腊、罗马，也早就衰落了。 解释现代欧洲的出现，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解释罗马帝国与西欧封建制在文化上的断裂与连续，拉丁文、罗马法、基督教这三样东西，如何从一个帝国的结构中，存活到 西欧那些小得多的政治单元中去的。 我想，类似的文化变迁过程，同样发生在东亚地区，”天下”这期特刊，就提供了许多新鲜而有创见的解释。
例如，明清和德川幕府同样是闭关锁国，而后者的封建化与前者的高度中央集权，就导致了对世界大变局的不同适应；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的比较，也凸显了彻底学习与皮毛 改革两种应对文明挑战方式的本质差别——过去，人们一直只注意戊戌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比较，其实，大陆称为“洋务运动”的同治中兴，才是决定中日易位的第一场 较量，甲午海战就是这场较量的结局。 中国因甲午大受刺激，从此跌入病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又使政权中枢丧失改革的合法性，至此只剩革命一途。 特刊关于“岩仓考察团”（清朝后来也有五大臣出洋考察）、“自助论”等的描述，都很有特色。 这些，也都颇说明枢轴文化与边陲文化的差别。
当然，对东亚各民族来说，这种文化变迁要远为复杂。 如何继承本传统和融合新传统，变成一个很难调适的文化奥秘。 在中西比较这个层面上，仅仅从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实证、精确、客观）和文化心态上的开放与否来解释，还是单一的视角。 在两个源初价值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仅仅以现代化为座标论成败，常常导致把结果当作原因的偏锋思维，我在《河殇》里就被这种很能引起内心冲动和 灵感的思路所驾驭。 近来我越来越觉得，恐怕在非功利、无座标、多层面、无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文化的比较才是可能和有意义的。 毕竟，从今天的结局反推出来的答案，纵使正确也只是历史现象，无法套用于并非重复历史的今天。 此外，文化的变迁，恰恰是各种非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未预期后果，实非人们可以事先预设和控制的。 以西方文明发展的轨迹，来论证中国文明如何不是这个轨迹，等于论证梨树为什么不结苹果。 我们作了太多这样的比较，并不能说明问题。
三、多元的历史来源：台湾之幸运与困境
今日台湾与东亚的繁荣，创造了西方以外唯一的现代化奇迹，也引出了不同与西方的后现代困境。 这个问题，自然也有其历史原因。
〈发现台湾〉的材料组织，使人颇可见出这个岛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积淀。 不过三百年，荷兰殖民、明郑割据、满清之初八十年封岛、清末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尝试、五十年日据，再加上四十年孤悬海外，真正纳入西方体系 ，台湾在不同时期，获得差异极大的文化资源，仿佛一颗树被嫁接了多次。 毫无疑问，多元的历史来源，是塑造今日台湾的合理解释，只追寻儒家传统一个来源，显然不能立论。 特别是日据时代给台湾打下的基础，特刊没有回避，作了客观的介绍，肯定这段历史的意义。 从土地私有化、行政、法治、教育等制度性的建设，直到“一人扫五家”的民风的培养，都不是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所能做到的。 虽然是痛苦的殖民地遗产，但的确使台湾吸收了日本百多年向西方学来的精华，在不情愿之下获得了质变。
但同时，多元的历史来源，也埋下了台湾社会难以根治的内在分裂性。 这主要是不同文化来源所造成的文化认同的分裂。 台湾社会三百年，从未有过稳定的文化整合过程，“社会欠缺主导礼教的仕绅阶级”，也未能形成自己的精致文化（三百年大多是乱世）。 事实上，台湾的文化人在不同时期一直扮演社会反叛角色，一路反清、反日、反国民党反下来，无法承担文化整合的使命。 反之，一个文化上未整合的社会，只靠威权(满清的酷政、日本占领者、1949年后的戒严体制等)压服，更加深社会的内在分裂。 或许，这也是边陲文化的某种性格?
总之，《天下》这期特刊所打开的台湾历史画卷，抹着一种海洋的蔚蓝色。 它大概是中国文化的边缘色彩之一。 中国或许还该有游牧文化的草绿色、高原文化的褐红色等等。 可惜，他们还都被埋在那中原文化的土黄色底下。 我想，文明由中心向边缘的转移，已是中国的大势。 我已经不再把中国未来的期望，寄托给气数以尽的那个“中心”。 虽然最近从北京还传出一群太子党人的颇类似当年满清昏君的声音，他们说，区区几个边缘海岛，能成什么大气候？ 他们实在没有那种眼光，可以看到，中国文明的新色彩，已经在边缘泛起。 他们将会同大清一样，输给历史。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