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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向阳 来源：华夏文摘 发表于 2024 年 04 月 01 日 由 沉尽
文革大火先从戏剧《海瑞罢官》烧起。接着呢，其它的舞台艺术也一个逃不掉，音乐、舞蹈、曲艺，几乎所有过去的演出节目都“玩儿完”。一时间，专业的都不演了，而业余的就来充填舞台了：大批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冒了出来。
是红卫兵开的头，他们一边造反破四旧，一边还要对群众宣示一下：一开始就在街头念念毛主席语录，喊喊口号，有的还比划几下，唱上几句。于是，什么三句半、锣鼓词、毛主席语录歌都应运而生。
那语录歌可不是红卫兵谱的曲，多是专业作曲家干的，很快还上了电台广播：别管曲作的咋样，作词的可是伟大领袖。而造反歌的资格就差远了，上不了电台，但很快也从街头上了舞台。
到1966年底，大串联结束之后，文革主力已经从中学红卫兵换上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工厂工人了。边缘化的中学红卫兵有一部分还想努力革命，其他人则转变了，有的到处玩，打架斗殴、拍婆子，也有本来喜爱文艺演出的就组织起宣传队，到处表演。文革前的中小学都少不了什么合唱队、舞蹈队之类的。那些培养出的“文艺苗子”们此时一转身就成了宣传队了。
记得1966年的冬季，红卫兵的宣传队已经像模像样，到正式舞台上表演了。我家百万庄对面的建工部（现在叫城乡建设部）礼堂隔三见五就有演出，还要票，还有把门儿的，但都是红卫兵自己搞的，根本不对外售票。我们这些孩子虽然没票，却经常看演出。怎么进去呢？往里混。把门儿的也都是些红卫兵（中学生），我们大群的孩子就在门口拥着，拿着票的（也是中学生）就从人群中往里挤，有时没票的也就跟着挤进去了。而且，每次演出开始以后，只要礼堂里没坐满，把门儿的红卫兵就会突然撤走，我们就一窝蜂的全进去了。
里面演的啥？最早都是“革命歌舞”，连歌带舞，夹带口号，打打打，杀杀杀，“不革命的滚蛋！”，“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舞台跺的通通响。那些造反歌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首：“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样的节目看上俩就觉得太没劲了。
显然，爱美之心人人有，不论表演者还是我们孩子观众都能分辨好听不好听、好看不好看。于是舞台上很快就向着好听和好看发展了。虽然总少不了打打杀杀的节目，但也只是序曲、过场，而非主要部分了。
记得当时能算上”好听好看“的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既不打也不杀，既不挥拳也不跺脚，那舞姿和音乐与造反歌舞完全不是一路。还有歌曲“抬头望见北斗星，….”，据说这首歌是那些一时受压制受迫害的红卫兵最爱唱的，用来“渡过难关”。其它还有”八角楼的灯光”，“在北京的金山上”，“浏阳河”之类的，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唱着安全，也还算好听（和造反歌、语录歌比）。
文革前好听的歌有不少，但此刻大多成了“封资修”，不能随便乱唱了。那些“黄歌”，就是带有爱情恋人的外国民歌，只能在私下唱，很多变身顽主的老红卫兵就特爱唱，但上不了舞台。
在舞台上唱“有问题”的歌有可能引起大麻烦。比如当时军队的一些文工团非要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长征组歌》，而另一派就跑来“砸场子”，把不少演员也打了，一时曾闹得沸沸扬扬。
当时有一首既安全又算好听的歌是“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作词的是毛泽东，这就太安全了，而且又是抒情的，作曲者可以使劲往里加“情”，把它弄得再好听也没毛病。于是谱曲的一拥而上。但最后得到当局认可（上电台广播）和民众认可（传唱）的是一首歌，另有用地方曲子谱的（比如什么“弹词开篇”）。但传唱最广的当然还是那首歌，据说联动分子们就曾对着“江青阿姨”来了个大合唱。唱这首“我失骄杨君失柳”等于指着鼻子说江青：“你是小老婆！”。
那个建工部礼堂只是多个红卫兵宣传队演出的场地之一，而当年北京最高一级的场地是北展剧场。1967年中到年底，红卫兵宣传队的演出达到最高潮，众多宣传队合到一起搞大节目，摹仿《长征组歌》和《东方红》，来了个歌舞史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还有大型歌舞《红卫兵战歌》。但咱这个小学生捞不着票，干眼馋。
到了1968年，上山下乡大潮开启，红卫兵一转身变成知青了，那些红卫兵宣传队也就散摊子了。但是其它的宣传队可没散，比如中学里已经换上了新一茬中学生，他们也有宣传队，也学会了“玩大的”。
我上过的111中学（现在早改职业学校了）的宣传队居然要排演《白毛女》，整出的舞剧！那会儿全国大小剧团，凡恢复演出的都在演那八个样板戏，地方戏剧团都从京剧“移植”。可一个中学也演这大戏，有实力吗？没实力。学校领导（工宣队的和校革委会）只是想给学生们找个事儿干，发泄多余精力，免得偷抢打架拍婆子。文革前学校都要组织各种校外活动，文革一来都停了，此时咋办？排戏吧。演样板戏保险，没有政治错误，至于学生能演成什么水平根本不重要。
结果呢，合乎预期。从全校报名（主要是71届、72届的）到挑选角色（同一个角色至少也A、B、C，好几个人），再到排练（单练、合练、彩排），最后演出，闹腾了有一年多，真吸引了不少学生。
那会儿特讲“男女界限”，男生女生之间连话都不讲，但实际上相互都“有兴趣”。这一排练，男女生有了接触交流的机会，相当刺激。就连没参加排练的也常议论：那个大春够不够帅，喜儿够不够漂亮，谁演的好，谁演的差，哪个A角还不如B角之类的，真得到了相当的关注，有效宣泄了学生的精力。
但很快，好像是1971年又恢复了高中，上大学的前景更能夺走学生的关注，中学里的宣传队也就一路下坡了。
笔者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6月疏散到了河南罗山的一机部五七干校（母亲在那里）。那干校的宣传队也曾风光一时。干校的劳动不算重（或者说我没赶上农忙），因此有不少空闲娱乐：打篮球、放电影，还有就是看宣传队演出。不仅逢年过节演，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演，不仅在干校演，还去附近县里给当地人演。一机部有些从专业文艺单位转业的，唱歌的，玩乐器的。另外还有青年班、青年排（干部的子女）的文艺苗子。反正那宣传队水平不低。
1969年的冬天，一批老歌开禁了，或者说捡起来重唱。干校大喇叭整天放中央台的歌曲节目：“工农弟兄们那，…”，“同学们大家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撩到一个俘虏一个，…”。
当然，那些歌太糙，干校宣传队不唱。他们唱什么呢？有《黄河大合唱》里的歌，比如一位甜美的女歌手，一曲《黄水谣》唱得相当动听。舞蹈呢，有《丰收舞》，还有别的，但记不清了。乐器有笛子独奏，手风琴独奏。还有个话剧《一块银元》，不知从哪“移植”的，剧情没啥劲，但伴奏的二胡把一曲《江河水》拉的如歌如泣。干校宣传队一演出，台下青年们难免会暗恋台上的哪位，自然看得如痴如醉。附近十里八里的老乡们更是纷纷赶来“看大戏”。
可惜，当我离开干校时，政治风暴（抓五一六）已经快要来袭了。后来听说，随着那风暴，干校的宣传队散了，还有位漂亮的女演员变“神经”了。
1971年，我进了一家街道工厂：福绥境造纸厂。这么个三百多人的小破厂子居然有个二十余人的宣传队。当然是业余的，但每年至少五一、十一、春节都要演出，提前十天半月，这二十人就不用干活了，找个屋子排练，从那里传出阵阵乐曲。
并不是每个小厂子都能搞得起宣传队，这造纸厂是因为一把手刘书记特别喜好这个。他本人就曾经干过文艺，后来嗓子坏了。厂里还有个能人李树林很有点表演才能，可惜他个头太矮，相貌也不济，只在区一级的文艺团体干过。他精力十足，文革初期曾拉起一帮人造反，把刘书记整的不轻。等刘书记反过手来又好好的整了他一顿。他低头认怂了，刘书记也就饶了他，并让他“掌管”宣传队。
李树林的快板打得极溜，嘴皮子功夫也了得，什么《双枪老太婆劫刑车》，《一车高粱米》都听他说过，够专业水平。他还说相声，从厂子青工里找了个油嘴滑舌的作搭档，两人绝配。他俩说过什么“猪一身都是宝”的那段，还有别的但记不清了，当时能说的相声没几个。李树林还弹的一手好单弦，调教出七八位“女演员”，表演的单弦还真有滋有味。但我只记得一段什么“大白楼公社”的，说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当时电台里播放的新节目，让李树林给“借用”了。那时，能政治上过关的节目实在太少，所以像什么“八大员”、“丰收舞”这类的陈年老货也都搜刮来演。那宣传队里的女生独唱小毕子完全是野路子，她本是个野丫头，进了工厂还爬树摘枣呢，但天生的好嗓子，每次表演都有她的“翻身道情”、“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造纸厂的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还去别的地方演。
从1972年开始，每逢五一、十一，造纸厂的宣传队都要去紫竹院公园演出。自打1971年9月林彪爆炸，天安门的庆祝活动就取消了，改为游园。就是让文艺团体到北京市各个公园里搭台子演出，还有各单位派人去搞游艺活动，让老百姓去公园庆祝节日。
能到一流公园（如中山公园、北海、颐和园）里演出的都是中央和市级的专业文艺团体，而二三流公园，包括紫竹院，就由区里承包，而区里就指示下属单位出人出力。一个公园里至少也要弄上三五台演出。一个舞台一演一天，很需要凑些节目。于是这造纸厂宣传队的单弦和小毕子的独唱连年中选。
1970年代已是文革的后半段，年轻人玩乐器的挺多。有些明明不是那块材料也兹拉兹拉的练小提琴。他们有的是为娱乐，那会的娱乐太少，连电视都没有。但真为娱乐的人大多练吉它，稍练一阵就能边弹边唱了。而很多练乐器的是为了找条“出路”。我们院里有个在陕西插队的哥们，因为小提琴拉的不错被调到县里的剧团，虽说档次不高，但也比在村里种地强多了。另一位叫李春平（就是后来闻名的大慈善家），当年也住百万庄寅区我们这个院。他没插队，当兵去了。当兵之前他的手风琴就拉的很好了，他父母曾为他找了名师辅导，就为了让他能多在家踏实点，少出去惹事。而他也真有些音乐才能，没用多久手风琴就拉的挺棒，后来当兵很快就进了文工团。
当然，练好乐器改变人生的机会并不多，但那时“好门道”本来就不多。反正对当年练乐器、练唱歌的人来说，成功的头一个标志或阶梯就是进入各单位的宣传队，那是最基层的文艺演出团体。
对了，那阵子每年还有什么“红五月歌咏比赛”之类的，我们这些街道厂子都要派队参加。不光是唱，还有伴奏呢，那也是个表演亮相的机会。赛完常常也有人评论：某某厂子那个手风琴拉的不错。
到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全社会立刻转向：努力考大学，补习数理化和外语成了风气。练乐器、玩音乐的一时大减，各单位的宣传队更是凉了下去。
后来呢，随着什么摇滚乐、流行歌曲的传播，音乐和表演艺术又渐渐热了起来。连大学校园里也流行起“校园歌曲”，社会上大牌的歌星、舞星、笑星也成长起来。
再后来，许多中小学生又纷纷练起了乐器，很多不是自己爱好，而是父母的决定。那也是不得不为，因为升学又讲究什么这素质那素质，要求有“业余特长”了。乐器玩好了，弄个什么“钢琴八级”，或参加个什么市级的合唱团、乐团，就能加分。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如今中国的中小学生同是吹拉弹唱，但背后的“社会含义”和宣传队年代早已大相径庭。那也很自然，别的不说，光是人，都已经替换两三代了。
那个“红卫兵宣传队”世代呢，如今已经当了爷爷、奶奶，可他们的表演欲还在，也一直没闲着，城里各个公园就是他们的演出场地。唱歌的、跳舞的、玩乐器的，这一群，那一伙，天天练，日日演。只是大家都当了“演员”，没几个“观众”了。当然，他们中的高手不满足“表演大众化”，努力要“高大上”：组团，请专业人士辅导，找正规剧场演出，搞比赛，置办演出服，玩的很投入。
玩吧，抓紧，没几年了。这代人已经到了“最后谢幕”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