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觉得林昭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高于她那个时代人的思想高度呢?
连曦：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当时在林昭那个时代，我们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其实有非常多的，甚至比林昭更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57年反右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像储安平批评党天下，当时有章伯钧提出什么政治设计院，当时其实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儒家仕的情怀，但也有受到很多“五四”运动以来“五四”民主思想的影响，但是为什么就只有林昭这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民主思想，我觉得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精神资源。一个是道德勇气，一个是精神资源。不是所有的人有她的道德勇气。但是有些人即使有那个道德勇气，到了1960年代也已经失去了精神资源。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做对比。（和林昭）一起参加星火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里面另外一个人叫向承鉴，他当时也是被打成右派，然后就到了甘肃的农村。到了农村以后，他们这些年轻的右派学生们就如饥似渴的要去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带到农村的都是马列著作。所以他们当时的精神资源非常非常有限，他们都在马列著作里面寻找真理。林昭有点不同的。因为她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所以她应该说很早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也许超过她当时自己所能意识到的那个程度上，她已经接受了不同的思想。这里面包括一个是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她在后来的书信里也提到。还有一点就是她的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给她不同于中共价值体系的，一个独立的价值体系，一个独立的道德历程，这一点是她同辈很多人没有的。
记者：刚才您说林昭在书信中有提到一些。林昭在她狱中的手稿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提供了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证据呢？
连曦：这里面很多，非常多。比如说她交代的一些细节，像这种细节只有在《灵耦絮语》里面可以看到。她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半开始，她说她做起一个人教堂的大礼拜，她在里面唱诗。然后她还交代了另外一个细节。当时在60年代关押在提篮桥监狱里面的，有一些是因为宗教的原因。但是林昭监狱文字里面提到有一个细节，有一天他们在提篮桥监狱开一个批斗会，专门是批斗那些基督徒。曾经在批斗过程当中，有一个基督徒就开始叛教了，就说起反对自己宗教信仰、基督教信仰的话来。林昭一下子急起来。她说她觉得神给她一个启示，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战士，要跳出一个战壕冲上去，对那个人说：犹大出卖耶稣的三十两银子，但是没有用掉就死掉了。那你出卖耶稣他们给你多少银子？所以就很多这种她对她在监狱里面对宗教信仰的认识。其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她把她那种政治上的抗争，不认为是自己的一种个人的抗争，也不认为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抗争。她觉得这种政治抗争同时也是一个属灵的抗争，是个善恶之争。
记者：我们再回到您的写作。在您写作林昭传记的过程中，您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最让您难忘的又是什么呢？
连曦：最大的困难仍然还是史料，就是林昭的政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政档解密了，那我们研究林昭，就可以有对林昭更加全面的一个认识。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当时我也采访了很多，跟林昭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包括她的前未婚夫（甘粹），她在北大的同学曾经林昭爱恋过的一个叫沈泽宜。还有当时她所谓的反革命同伙谭蝉雪，跟她一起参与制作《星火》的。还有一些对林昭被关押过的监狱，就是（上海）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有过切身体验的前政治犯。我采访了很多这些人。但是也有个别人有一些顾忌，就觉得还是不要被采访好。
记者：所以，林昭案是在80年代初得以彻底平反的。当时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合力之下，使得林昭案得以平反？
连曦：林昭被平反的大背景，时代背景就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他们就开始决定要为所有的右派脱帽。中共它官方数字是有55万的右派。但其实反右运动研究者研究的结果，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应该是至少有120万人被打成右派。所以当时中共就决定，为所有的右派都摘帽都平反。所以这是大环境。除了这个以外，当时整个中国政治开始松动。在这种时候又碰到一些非常有良知的一些体制内的人，希望能够做一些比较具体的事促进改革。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两次为林昭平反。第一次是1980年。平反以后，第二次1981年又一次为她平反。两次都宣告她无罪。
主持人：虽然1980年代被两度宣告无罪，被同学们称为“红楼里的林妹妹”的北大才女林昭，却永远香消玉殒。。。林昭的父亲彭国彦在她第一次被捕后，精神彻底崩溃服毒身亡；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在有关当局派人向她索取五分钱子弹费后，当场昏厥。许宪民挣扎着活到1975年，最终服用安眠药自尽。
记者：我们知道1968年林昭被中国当局以现行反革命罪在上海秘密枪决。随后当局向林昭的母亲索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我看到有一位在国外学导演的叫刘非比的一位导演，她拍了一部林昭的传记片叫《五分钱的生命》。比较有意思的是，我看到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她拍这部电影其实是为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父亲，但是父亲听说她拍这部电影之后却非常生气，骂她是汉奸。刚才您也提到您在写林昭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您的访问。我想请教您的问题是，文革中受害者难以计数，您如何看待像这位刘导演父亲这样的幸存者？这位父亲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文革时受迫害后来又被平反的那些人呢？
连曦：我知道刘非比她拍这部电影，她的父亲对她用这样的语言来说她是汉奸，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悲剧是说中共的极权统治，这种专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格的一种被扭曲，人的思维的被扭曲。在这种被扭曲的思维里面就只有一个正统，这个正统就是官方的意识。所有偏离这正统的，不管是汉奸也好是卖国贼也好，都是可耻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中国的文人，他已经习惯跟统治者认同同一个价值体系、同一个思想轨道。所以连毛泽东自己也说过，他说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呢？因为君臣同样都是认同同一个价值体系，就是儒家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什么一个人不能反对他的政府和国家？应该是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国是为人而立，人不为国而存。所以在这个颠倒黑白的时代，特别在官方意识主宰一切的时候，就很难偏离这种意识，所以就很不幸。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这种言论这种思想，到现在我知道还有很多。
记者：也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目前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他们有担心中国可能会走回到文革的老路。您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连曦：完全再重演一遍，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历史不断地在演变，但是历史是否会遵循同一个规律，比如说再复归一个专制集权的时代，还是以国家的意识，一个政党的意识来主宰一切。是否还是会践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权，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中国这种专制的传统一直还在延续。我觉得很可惜一点，林昭在她的文字里她说到，她写给人民日报编辑的信里面，写道说：你们做的一切你们为的是一个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但是很可惜，林昭的这个斗争还必须再继续下去。
记者：据您的观察，如果像林昭这样个性的人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她会面临什么样的遭遇呢？如果这样的人被判刑关在监狱能否像林昭这样得到彻底平反呢？
连曦：当然到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非常剧烈的变化。有些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比如说现在有律师。即使像维权律师不断被打压，但是能够有律师出现，比如说因为去武汉报道疫情而被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她虽然是被判四年徒刑，当然我们非常担忧她在狱中的情况，至少她还有律师出来为她辩护。那么即使官方在演些司法的游戏，作秀走过场，但至少表面上还是有一定的司法程序在里面。而林昭当时就没有。所以如果林昭是放在今天的话，一方面我们希望有一些司法程序或者是有帮助，但是呢，在真正有实质上来说，我们知道这几年中国政治从威权政治，开始又向极权政治回归。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林昭的案子在今天要平反，就非常的困难。
记者：我们知道文革当中冤死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像您刚才也提到张志新等等。张志新一度被选为一百位对中国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为什么林昭却从来没有这样的待遇？而且我们看到甚至她的墓还被监控起来、装上监视器。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连曦：这里面是看什么样的叙述，一个是官方的叙述，一个是官方以外的民间的叙述。在官方的叙述里面没有林昭的位置，因为林昭是彻底坚决公开地反对共产暴政的。那张志新呢？因为她只反毛泽东她不反社会主义不反共产制度，所以她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她还是可以作为什么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是可以为这个政权合法性服务的。但是我们知道林昭在民间她的感召力影响力，是没有其他人可以跟她比的。现在我们就举林昭墓的这个现象。林昭的墓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前不久，就被装上了监控的摄像镜头。因为2008年刚好也是林昭被害的四十周年。中共就怕很多人会来祭奠林昭，所以就开始要管控这个。所以我想这个是现在这个政权对林昭的一种恐惧吧，因为她虽然死了，她的思想还仍然非常有感召力。就像刘晓波一样的。为什么刘晓波死以后他的骨灰必须被海葬，不能够留下另外一个、第二个林昭墓。我们看林昭墓这个现象，成为当代的普罗米修斯，它能启迪当代人的民主意识。没有第二个人的墓像林昭墓受到这样的对待。
记者：最后我想请教您，您最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您觉得我们今天缅怀林昭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连曦：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首先我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林昭。因为我们知道这许多年十几年来，网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文字，纪念林昭的文字。我这本书跟那些已经出现的（纪念）林昭的那些文字有什么不同？我觉得最大不同就是，我的书里面比较少有感而发的那种文字，比较多对史实的考证。不管我们以后将来怎么样的去继承林昭的思想也好，发展林昭的思想也好，我们首先要开始立足对真实林昭的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这是我为自己所立下的目标。首先我要还原一个真实的林昭，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也希望读者能够认识林昭她的精神，她的精神境界她的内心。认识她的勇气她的道德勇气，认识她的价值判断，认识她如何在那种难以想像的艰难情况下，大环境下坚持去捍卫人的尊严。二十世纪20年代有陈寅恪，当时就已经为所有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林昭在60年代那么艰难的时候，那么黑暗的时代，她去捍卫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在今天我们更应该去捍卫。
主持人：连曦教授的《血书》在台湾发行中文版之前，先是在美国以英文出版。连曦教授告诉我，林昭1962年保外就医时，就曾把自己的文字托付给她在上海街头遇到的一位无国籍犹太人，希望他可以把这些文字带给全世界。可惜林昭天真幼稚的想法在当时无法实现。连曦教授说，他希望这本书不光可以让中文世界的读者了解林昭，也可以让更多西方读者认识林昭、读到林昭的文字。他相信这也是林昭自己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