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回憶錄》封面

【作者： 这本《回忆录》写于2020年，2021年初送出版社，当年由台湾唐山书店的太山文化传媒出版。2021年这本书出版前，我做了多次校对，留下了全书最后一次的校对稿，而不是最后的印刷稿，现在也把这一稿子给光传媒，可以了解书的全部样子，但校对稿与出版的书个别地方有些不同。本次发布是第4章 纽约十五年 共10节  § 34 – § 43   ，共142页 】

第4章   纽约十五年     142页

§ 34  哥伦比亚大学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 36 「一家两国」   § 37  大尺度时空观                                      § 38  《5·16协定》                                 § 39  9·11事件   § 40 《霸权论》                                          § 41  从人性分析政治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 34   哥伦比亚大学

1994年1月，从巴黎到纽约，是我又一「人生转折」。在这之前，我曾经多次到过纽约。最早一次是1982年，那年夏天，我与胡其安、陈为典、马加瑞去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政治学会年会，回北京途中曾在纽约停留。

访问大风景村

1988年，我在纽约见过黎安友。黎安友家住纽约上州哈德逊河畔大风景村（Grand  View），离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多小时车程。黎安友开车带我到他家作客，我见到了他妻子维特克和他们的女儿。女儿大概七、八岁。维特克是《红都女皇》一书作者。《红都女皇》是台湾起的书名，原书名是《江青同志》。维特克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会一些中文，教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日本史。她最有兴趣的就是谈江青。1972年她会见江青时，当时报纸说她是副教授，她说实际上是助教授，到1978年才升为正教授。在黎安友家村子一边，是宽达三公里的哈德逊河，就像大湖一般，一座雄伟的大桥（Tappan  Zee Bridge）飞架两岸。大风景村住房很分散，只有100人家。黎安友家是一栋三层高的住宅，进入室内，发现是六层。原来，房子建在河边斜坡上，楼房一侧比另一侧高出半层。维特克的「业余工作」是从事环境保护，担任「保卫哈德逊河联合会」主席。这个联合会是维特克在1985年发起成立的。上州大风景村（Grand  View）离纽约近，景色秀丽优美，许多人想着这里建造房舍，开发商想着这里建造大公寓楼。「保卫哈德逊河联合会」的主旨是反对在哈德逊河畔建造「超级规模」的建筑物。维特克说：「我们代表人民起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村政府，我觉得就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的当年动员湖南农民一样。」由于联合会的反对，政府在大风景村附近哈德逊河上建造第二座大桥的计划已经放弃。（【注】引自1988年《严家祺访问<江青同志>作者》，《中国当代名人录（第五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8年 ）      

【图34·1】1988年摄于纽约上州哈德逊河畔黎安友、维特克家（左）1972年江青会见维特克（右）

我因为认识黎安友，1993年他要我参加他和马丁主持的「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为期一年。後来，《联合报》发行人王惕吾让联合报基金会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延长了我一年的研究工作。这样，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我妻子高皋参加纽约护士培训班，经过考试，得到了纽约护士证书和针灸医生证书。

1994年1月9日，我来到纽约，到机场接机的是张刚和他360度摄影室的三位同事，还有纽约《世界日报》发行人王友兰，她是《欧洲日报》老板王效兰的妹妹。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晚点了8个小时。他们在大雪天等候我近10个小时，这是我无法忘记的一件事。

我与高皋住在曼哈顿119街的Butler  Hall，在哥伦比亚大学边上。离大楼几公尺，就是著名的Morning Side 公园。从Butler  Hall到公园，要沿着向下的石头阶梯往下，有二层楼高，这个公园就是纽约黑人居住地哈林区与哥伦比亚大学以及白人区的分界线。1988年我曾经步行漫游哈林区，见到Morning Side 公园，不知道如何才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那时，哈林区一片萧条。我急急忙忙走了半小时，才回到了哥大。所以，後来，我多次进入Morning Side 公园，终于弄清楚了情况。

「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

1月19日，「中国和宪政」研究计划第一次讲座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举行。宪法专家路易斯·亨肯（Louis  Henkin）教授主讲，黎安友主持。

到1994年，我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已30年，时间愈久，我愈感到社会科学领域中有「武林高手」，而且，一个比一个强，只要稍一交手，武术高低就显露出来了。当然，专业领域相距太远，是不会交手的。武术高低表现在动作在时间、空间、速度、力量极细微的差别上，学术高低表现在概念和概念相互关系，无限细分能力的差别上。当一个人能够在所有相同中看出不同，在所有不同中发现相同时，这个人，在一特定学术领域中，就是「武林高手」。

北京的张友渔、台湾的胡佛、香港的翁松燃、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亨肯都是宪法学领域的「武林高手」。亨肯说，现在世界上的宪法有各种各样，有描述性的、宣言性的，有的宪法有纲领和计划。这里讲的宪法，是指要执行的宪法。宪法本身也有合法性问题，谁起草宪法，谁有权作出决定由谁起草，这是宪法的政治泉源问题。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政府和实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的行为要符合宪法，否则，没有宪政。宪法不一定要成文的，英国有大宪章、人权法案，但没有成文宪法。英国的宪政精神是刻在脑子里的。亨肯这些话，都是有关宪法的常识。共产党有各种「纲领」，但共产党不知道「宪法无需『总纲领』」。我写《宪法无需『总纲领』》（【注】《宪法无需“总纲领”》，纽约《明报》1999年3月9日，《新闻自由导报》1999年3月12日），就是出自亨肯的讲话。

今天在中国，许多人都谈宪政。清朝末期和国民党时期，中国曾大谈宪政。1949年後，就销声匿迹了。1989年後多年，中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情况，当时在巴黎，没有互联网，知道很少。1994年、1995年，黎安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中国和宪政」研究项目，通过一些参与者在中国国内的介绍，中国国内对宪政问题就愈来愈关注了。在黎安友的宪政讲座上，我就宪政和联邦制问题作过两次演讲。在我的推动下，21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夏威夷、旧金山举办了三次「联邦中国宪法和中国和平统一模式研究」方面的会议，创办了《中国宪政》不定期刊物，张伟国任主编。《中国宪政》前后出版了7期，出版费用是纽约印刷厂老板、「保钓老将」陈宪中资助的，陈宪中提供了纸张、打字、印刷、装订。

《新宪政运动》

在1994年至1995年《争鸣》杂志上，连载了我写的《新宪政运动》，这篇文章一次性刊登在张伟国主编的《中国宪政》上。

文章开头说，「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在这变革中，有一个运动正在中国大陆静悄悄地兴起，现在还只是轻声细语，它将逐渐提高自己的声音，当它通过各种大众媒介传遍中国时，这个运动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起来，从城市到农村，从沿海到内地，从台湾、香港、澳门到西藏，它不需要依靠暴力和强制，而仅仅借助于人的信念和理性，就足以实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就是『新宪政运动』。在计划经济消亡、公有制走向解体的今天，中国大陆原有的行政控制和思想控制日益失灵，贪污腐败、权钱交易四处泛滥，贪婪成了自由的代名词，人们并不更多考虑明天，短期行为充斥中国大陆。人们普遍担心，这种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导致普遍的、严重的社会混乱，而混乱的后果，或者是军事管制，或者是走向战争和中国的解体。新宪政运动的基本信念是，一个国家，不论地域多么广阔，不论人口多么众多，不论已经出现多么严重的社会混乱，通过理性的探索和分析，通过广泛的讨论和辩论，人们总能找到一种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宪政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这个国家可以创造出一种充分保障人民自由和权利并长期稳定的、持久的社会秩序。新宪政运动相信，社会的进步除了要依靠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还要依靠政治变革来实现。新宪政运动不是革命运动，它不赞成借助于暴力来实现变革，而主张有秩序、有步骤的渐进变革。中国和世界历史表明，依靠暴力和暴力革命创造人类新生活的做法，无一不把人民引向灾难。宪政运动不相信『全面的社会变革』能在短期内实现，而主张依靠合乎宪法的步骤、依靠政府的更迭或政府政策的改变来逐步地实现社会变革。」（【注】《新宪政运动》，香港《争鸣》杂志1994年12 月，1995年1月，《中国宪政》1995年第4期。）

【图34·6】张伟国主编的《中国宪政》，右图是1996年远流出版社 出版的《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一书封面

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一书，这是在《新宪政运动》一文基础上写出来的。

《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一书，其中第3章《现行中国大陆体制离宪政有多远》，探讨了中国选举候选人提名的「官方候选人」制度。

「程序强制」

中国今天没有民主，并不是中华文明不需要民主，或中国人素质低下。中国有党的代表大会、有人民代表大会，有选举制度，有这些民主形式，之所以没有民主，是因为中国在政治制度中实行「程序强制」，这种「程序强制」的最根本表现就是产生候选人的「官方候选人」制度。

「程序」有多种形式，其中有三种常见形式：①制造物品的程序；②政治经济社会事务程序；③互联网程序。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业品的制造，尤其要遵循严格的科学的程序，工业产品才可能有高质量。在第二种情况下，人们都知道，在发生法律纠纷时，必须严格遵循法规定的程序。选举、开会，事实上也有程序问题。就像同样的原料，程序不同，制成品不同一样，选举、会议程序不同，由会议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在人类历史上，用选举办法选举产生皇帝，在欧洲、中国早就有过。（【注】参见「选举君主制」，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第45-47页，Thinker出版社，2018年，香港）专制独裁可以通过选举形成，依靠的就是「程序强制」，而选举中「程序强制」的核心就是「官方候选人」制度。（【注】参见严家祺：《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第55-92页，远流出版社，台北，1996年 。严家祺：《国家首脑终身制》，第163-172页，Thinker出版社，2018年，香港）

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关键是产生候选人的「官方候选人」制度。这是一种「程序强制」，在邓小平推行党政分开、改革开放时期有大幅度松动。在今天中国制度下，只要做到一点，就可以强化「程序强制」，就是把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权、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和主席总理等提名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就行了。

2018年中共19大以来中国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通过选举过程的「程序强制」——「官方候选人」制度形成的。网络日志有一篇以「 小思」名义发表的文章，谈《胡春华失常的原因》，对这一问题作了分析。过去谈一个人「失常」，人们想到的是「精神失常」。胡春华失常，是指胡春华没有进入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文章说：「中共去年（2016年）2月起成立了『十九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亲任组长。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捉队厮杀，分别与57人进行个别面谈，一个个认真考察。谈话对象包括现任中共领导、中央军委委员和其他老同志。这个过程包括面试和征求意见（在老同志那里）。因此今年『十九大』提拔的每一个干部都受到习近平直接介入，是他鲜血凝成的革命结晶。实际上是他亲自考核、审核并钦定。特别是关键人选，习更是呕心沥血，日以继夜，把材料从头看到尾，仔细推敲。面试时特别认真，察言观色，一字一句在册。说了错话，使错了眼色，可能都是一个问题。因为选择领导人的接班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颜色，是百年大计，必须谨慎而行。大约有一百人非常关键，比如政治局常委人员、25名政治局委员、中共军队领导人、国务院主要成员、最高立法机构和人大的选拔，今次采取了大革新的选拔机制。回顾毛泽东时代，『自我报名，群众推荐，大家讨论，领导批准』。而现在基本上成了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其好处是最高领导人有真正权利，绝对的控制。……胡春华入常失败的真实原因解析表明：他不是外表和能力，而是内在功夫和素质。一句话，他就失误在面试。……因此习选择人时，伟大目标要明确，随机应变能力要强。将来才能以我党目的诉求为宗旨，刻苦追求，艰苦奋斗。这些似乎在胡春华身上不突出。因此，结论他几乎是一个完人但不是一个帅才。习觉得他不可能有大用，至少在目前。……胡春华还有希望，不过越来越渺茫。真正的才子正在崛起，王沪宁、栗战书、赵乐际、陈敏尔都有可能。此外，说不定还有更年轻的黑马脱颖而出也未可知。」（小思：《这才是胡春华失常的原因 》，2017年11月2日，   https://blog.creaders.net/u/5780/）

这一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英文版，是由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教授，以及在他的博士研究生邵东方、杜小亚参与下翻译成英语的。1996年4月，高皋和我到夏威夷参加了发行仪式。

1996年4月，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革十年史》英文版《Turbulent Decade》，我与高皋应邀前往檀香山（Honolulu）参加新书首发式。这是我第三次檀香山之行，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檀香山的企业家张少炯，开车带着我、高皋、张伟国等七、八个人游览了全岛。张少炯的家在山顶上，在宽敞的阳台上，看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面向大海，喝酒聊天，才知道什么叫心胸开阔，才明白什么叫无限美好。几天後，孙穗芳请我们到她家，是一栋高楼，从她家也可以看到太平洋。进入她家，看到一个装饰得非常精美的园形玻璃门，这是1990年8月28日她看着太阳下山，看到天空的景色，画下来後仿制在家中的。这是「天门」。（见【图36·8】）

2002年11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共产党總書記。2003年3月，按1982年宪法规定，江泽民不再连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在这一最高权力更迭前後，在香港和纽约的中文报刊上，我发表了有关中国未来宪政改革的文章，提出了宪政改革的步骤和四项目标。这四项目标是：①总统-内阁制；②邦联式联邦制；③多党制；④常任文官制。我当时意识到在胡锦涛时代，这些目标不可能实现，但在中国最高权力更迭之际，发表这些文章，有助于传播宪政改革的理念。（参见严家祺：《中国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纽约《世界周刊》2002年10月13日，香港《信报》2002年10月31日）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纽约市分五区，即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史泰登岛。曼哈顿本身是一块巨石形成的岛屿，数以千计的摩天大厦挺立其上，不会有陆地下沉的危险。从巴黎到纽约後，我们住在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一栋大楼里。住了半年，我们就搬到布鲁克林区。

搬家到布鲁克林，是因为政治学所同事李方住在布鲁克林。李方女儿的同学在布鲁克林买了一栋楼房，要找住户，由于房租较低，我们就搬了进去。我家住一层後半部，一室一厅，後面有一个小院子，可以种些花草。

我家住布鲁克林54街，离华人区「八大道」很近。1994年，我们刚住下时，八大道商店不多，没有银行。30年下来，华人人数增加了十几倍，商店林立，多家银行开设了支行。「八大道」已成为纽约第三大华人聚居区。这一带的楼房，一栋又一栋从白人、西班牙人手中转到华人手中。我们的房东是学对外贸易专业後移民美国的，他们刚到美国，住地下室，到1994年，买了一栋二层楼房，不到三十万美元，我们是第一个租户，后来增加到四、五家。到2009年，这栋楼房房价已达80多万美元。房价增高，房租也增加，但我们的房东後来成为美国东部「牛仔裤大王」，据说有几千万资产，因「老住户」关系只增加了我们很少房租。这样我们一住就是15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中，高皋通过专业考试得到了纽约卫生局助理护士证书，又经过一年半得到LPN护士和RN护士证书，这是由纽约州立大学和纽约州教育部颁发的证书。同时又得到纽约针灸师证书。她每星期为一个犹太人诊所工作一天，犹太老板问她每天要多少工资，她只说了一半数字，就认为很多了。1996年起，开始在曼哈顿19街的Cabrini医院工作，开始时，边当巡访护士，边做病房工作。Cabrini医院就在《第三帝国兴亡》中文译者董乐山的哥哥董鼎山家对门。

在美国我没有长远打算，总盼望几年後回到中国 。我当时年过50，能读英语而说话能力差，没有专业技术，当不了访问学者，在美国没有长远打算，又生活在布鲁克林的华人区。後来知道，美国华人区是一个在美国、不进入美国社会的、自我封闭的社会。1996年，申请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当访问学者、申请威尔逊基金会资助，都没有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做很少用英语的劳工，二是写中文文章挣稿费。第二条路在美国实际上是走不通的，我却自以为是地一直走下去。

走第一条路，我作了一些尝试。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留学生，介绍我去一家纸箱厂工作。当时，我刚学会开车，我要了纸箱厂地址，在离曼哈顿很远，要经过曼哈顿北部的华盛顿大桥，在101 Sterling  Mine Rd. Sloatsburg，准备自己先去看看。1997年8月10日，开车两个小时，到纸箱厂，因星期日关门，没有看成，来回4个半小时。那时还没有GPS，要看地图开车，我很高兴能够开到我要想去的地方。在决定不去纸箱厂工作後，又介绍我去the Nathan Kline Institute精神病院研究所（140  Old  Orangeburg  Rd. Bldg  37，Orangeburg New York 10962）当清洁工，8月13日到这一研究所见介绍工作的两个人，在填写申请表时，我没有填写大学和研究所。到这里，也要经过华盛顿大桥，来回路程有3个多小时。几天後，这位留学生打电话告诉我，这一职位，已由原来清洁工的女儿和一名黑人所占。1997年8月21日收到回信说：

严先生：感谢您最近向内森·克莱恩研究所（Nathan Kline Institute）申请清洁工职位。我们收到了有关此兼职职位的大量查询，结果无法面试每位候选人。职位申请将被存档，如果有类似职位，就会考虑。再次感谢您对在NKI工作的兴趣。

真诚的，人事总监

西尔维亚 · 格舒尼（Sylvia Gershuny）            

一天《世界日报》广告栏上说，「锦绣餐馆」送外卖底薪1400美元，我决定开车送外卖，老板对我送外卖十分欢迎，不要「绿卡」和任何证件，就可以工作。到晚上12时，我准备回家，老板说，你送最后一个吧，我就开车前去。到目的地街道，竟然找不到门牌号，当时街上只有游荡的几个人，只得打电话问「锦绣餐馆」老板，最后才送出。一天下来，老板给了我25元工钱，我另外得到九元五角小费。回家时为找停车位又费时。在深夜一时後到家，见门口两位警察站在台阶上。我开门时，我老婆正好出来，原来她因我送外卖晚上近一时没有回家而报了警。第二天，我就没有再送外卖，因为写文章的稿费比送外卖多。更重要的是，在我心目中，在自由的土地上，取得时间的自主权，是最大的自由。我继续为巴黎、东京、洛杉矶、纽约、香港中文报纸、杂志写稿，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後的第一年，仅仅为香港一家报纸《苹果日报》就写了50篇文章。我老婆在医院工作，收入已经不少，我为了自己挣钱，为了每年报税能够得到四个「工作点」，也成了我写稿的动力。刚到布鲁克林时，我通过一家有华人的报税公司报税，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这家报税公司没有给我报「工作点」。影响到後来计算退休金等问题。

高皋在当巡访护士时，每一次都是我开车。有一次，她在晚上接到医院一个电话，让她「明天」5时去皇后区牙买加地方看一位病人，到凌晨五时稍过，医院又来电话问，怎么还没有去？原来「明天」就是晚上0：00以後。我急急忙忙开车，因天未亮、车很少，沿278号高速公路开车到牙买加只花了40分钟，平时要花一个半小时。正因为早到半小时，挽救了病人生命。高皋因学医出身，熟悉医学、药品各种英语单词，但在医院病房工作，经常听不懂病人家属提出的要求，她的同事就主动帮助她。为此，高皋为同事尽可能多做一些事，她的工作量大约比别人多20 %。美国护士与中国的不同，工作量大得多。2002年7月，Cabrini医院给高皋颁发了奖状，表彰她「在体现医疗中心的使命和理想中杰出的服务和工作（译文）」 【图35•3】。她的几十名同事写贺卡祝贺她得奖，说她「You  are  Great!」、「应该每年每月每日都得奖」。然而，正是Cabirini医院的过度辛劳，加上Hospice的工作环境，损害了她的健康。

高皋在Cabrini医院上的是下午二时到十时的班，经常要十一时下班，开始时都是我开车接送，来回要两小时。送她上班比较容易，但接她回家，必须在医院附近停车，在曼哈顿，就是到晚上十一时，都找不到一个停车位。后来，就由她自己乘地铁上下班。当在晚上十二时到布鲁克林地铁站，步行到家，还要走十五分钟。在布鲁克林，不时听说抢劫事件，我就几乎每天午夜十二时前在地铁站前等候她下班回家，她一次一次反对我在地铁站接她，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接她，总数有一千次以上。问题是深夜十二点前后，在布鲁克林地区的地铁站周围也有「无业游民」在闲逛，我就在地铁站附近来回不停走动，避开可能的危险。

布鲁克林的生活，平平常常，没有大风大雨，没有惊涛骇浪。高皋每天上班，我则写文为生。离开哥伦比亚後的三年中，每年写文章100篇左右，每年稿费收入近1万美元。後来写书，文章写得少一些。从1989年到2019年30年中，在报刊上发表了1200多篇文章 。（【注】见本书附录）如果没有稿费收入，我就不能报税。在美国，新移民需要每年报税，才能挣得4个工作点。很多朋友路过纽约，见见面、喝喝酒、聊聊天、开开车。我的喝酒习惯，就是在布鲁克林养成的。

在布鲁克林见到的社科院老同事有政治学所的李方、谭健、李黎，哲学所的范岱年、郭官义、梁存秀、《新建设》杂志社的郝明。他们当时长住美国，还有许多人是到美国旅游或参加会议的，其中有科技大学的同学、亲属以及北京、香港的老朋友。

2007年5月，姚监复来到我家谈起与鲍彤有关的一件事，使我感到很惊讶。我并不认识姚监复，但知道他在赵紫阳软禁中，姚监复曾去看望赵紫阳。2007年5月，纽约《北京之春》杂志刊登了陈小雅《关于<八九民运史>的三点更正》一文。在北京时，陈小雅与我同在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她是1987年调进政治学所的，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与她没有联系。她在这篇《三点更正》的文章中说：「鲍彤说『实际上一直到89年，一直到最后，邓和赵的关系都很好。非常信任赵。』而严家其说『非程序更迭』，『就会动摇赵在邓心目中的形象。』鲍彤还说，『赵搞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想请胡（乔木）推荐一个学者，胡就推荐了严。』」当我读到她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十分惊奇。怎么我从来不知道胡乔木推荐我到赵紫阳那里去这件事，而我从来以为是鲍彤推荐我到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的。如果是胡乔木推荐我到政治改革办公室，当时社会科学院也会与我谈这一点，怎么社科院会没有任何一位领导对我说起这件事呢？使我惊奇的是，鲍彤从来知道，邓力群和胡乔木是『反自由化』的，而我被列入13位『自由化分子』的名单，鲍彤是知道的。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当时，我被列入名单，不希望自己影响整个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我主动提出离开政治改革办公室，回社科院去，是鲍彤要我留下来的，赵紫阳也同意我留下来。看到陈小雅的《三点更正》的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在康州的赵复三，赵复三说，他不知道胡乔木推荐我去赵紫阳那里这件事。赵复三是当时社科院副院长。我听了姚监复的谈话、看了陈小雅的《三点更正》，感到我流亡国外、没有工作、写文谋生时，鲍彤还要把我「塞」进我不认同的胡乔木的「营垒」。两天时间，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件事，我对鲍彤从1979年认识、近30年的热情觉得烟消云散了。高皋退休在家，看到我难受的样子，对我说，胡乔木是原来社科院院长，赵紫阳要他推荐一人，他自然只会推荐政治学所负责人。由胡乔木推荐，对赵紫阳来说，不是什么鲍彤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好。当我想通後，写了《二十年前旧事重提》，《北京之春》在2007年6月号上发表了。

姚监复对我说，是他约陈小雅见鲍彤的，说不录音，也不知道陈小雅会送《北京之春》发表。姚监复说，那一天，鲍彤对他和陈小雅说，赵紫阳、胡启立等三人开会谈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人选，赵紫阳提严家其，让胡乔木以他名义推荐。几天後，姚监复又来到我家，我送给他一本新出版的《霸权论》。

1986年到1987年，在赵紫阳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是我人生历程的一个阶段。在写《回忆录》时，我原来把鲍彤作为造成我人生历程转折的人，这个人现在不得不换成胡乔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于光远家，于光远高兴地告诉我，下午，胡乔木要来他家。我知道，人类这一物种的分类法，不能按政治立场分类，人要按人性分类。胡乔木还有人性，于光远曾与他有长期的友好关系，与邓力群不同。

回顾我近八十年人生历程，在「第二社圈」中，有7個人造成了我人生轉折：陳懷志、龚新成、于光遠、胡喬木、林道群、黎安友，在2020年的今天，还要加上Dr. Ammar S. Bafi (【注】参阅本书§53  ) 。其中第4個人，我從1986年來的二十多年中一直以為是鮑彤推薦我到趙紫陽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的，到2007年姚监复告诉我後，我才知道是胡喬木。这时，我意识到，在邓小平时代，我之所以一帆风顺，其中一个原因，是「地富反坏右」对我的帮助，胡喬木和社会科学院秘书长吴介民家庭出身「地主」，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和社科院院长马洪曾多年当过「反革命」，李慎之曾被定为「右派分子」。几十年来，我对所有右派分子和因文革被清查的同事，都以友好态度对待。（【注】吴介民与严家祺的谈话见§15。我谈专制政治两大特征的文章，马洪认为很好。孙耕夫见§13。另一次是1977年，在哲学所前的一长排木板上，贴上了《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的大字标语，我把标语撕了下来，理由是不要损坏木板上的新油漆，哲学所党委书记孙耕夫认为我做的对。）

鲍彤自己说，赵紫阳没有想到要向戈尔巴乔夫透露「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在外交部、中联部为赵紫阳起草的谈话稿上，也没有提及「我们党在最重大问题上要听小平的决策」的情况下，是鲍彤主动把这句话加进赵紫阳的讲稿中的。1998年6月2日，鲍彤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时说，是他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见之前用半天时间写出来的。赵紫阳反对戒严，是宁愿牺牲自己而保护人民的负责行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赵紫阳的悲剧，是从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开始的。善良的胡启立、阎明复、胡绩伟也跟着赵紫阳倒霉。更严重的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讲话作出了普通人想象不到的反应，决定戒严，并最後导致大屠杀。天安门母亲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中。

在布鲁克林生活，值得一提的人还有文革中的朋友郝明。郝明的妻子张湘珠是高皋在北京第二医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们在纽约见到郝明时，他与张湘珠已经离婚。郝明在布鲁克林一家洗衣店做管理工作，我到洗衣店看望他，看到他工作环境不大好，他要给前来洗衣服的人兑换硬币，和做各种杂事。後来出了车祸身体受伤，得到一笔赔款，加上他的积蓄，在布鲁克林购买了一栋房子。他依靠分租房子收取租金生活。後来，一名女房客就是不付房租不离开，发生了严重纠纷，导致郝明决心离开美国，回到了中国。我不知道郝明以往在香港、台湾的情况，他不谈过去，只是把他看为文革时期在学部的老朋友。郝明对我说，1982年他从香港回中国时，以他放映黄色录像带而遭到逮捕判刑，哲学所的李泽厚都到关押地看望他，我不看望他就是不够朋友。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了香港，也不知道他回中国被判刑。直到他在中国去世後，读到胡志伟写方丹的长篇文章，才知道郝明就是方丹，而方丹做了什么，也是在胡志伟文章里第一次知道。郝明的故事，我相信，文革时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人，只要认识或听说郝明，都会有兴趣听下去。郝明的一生经历，使我感到一个人的向往、目的、选择对人生有根本的影响，我从郝明口里知道，郝明变幻莫测的人生全部源于他在1965年前後与哲学社会科学部一位比他大得多的部长夫人的关系。

范岱年又是一个人生历程的典范，他是1957年的右派分子，我与他是1964年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他的後半生，与我熟悉的林希翎完全相反。与郝明一样，都有讲不完的故事。2020年8月下旬，94岁的范岱年，从北京来到美国看望他91岁的妹妹，也希望见到我与高皋。离开他家时，高皋把放钥匙证件的手提包忘在他家客厅里了，因为我们在餐厅谈话，临走时没有想到手提包在客厅。这时，我已患心脏病但不自知，几天後就住进医院，这一天，第二次去他家，为了赶时间，在几乎无车的高速公路上以80英里的高速前进。我送了一本书他要的书给他，取回了他家没有人注意到的手提包。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认识香港的林道群 。道群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在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公司工作已近30年，现为该公司学术及普及出版部总编辑，经他出版的书已有上千本，2020年在香港出版了他回忆香港出版生涯的《青山乱叠——书和人和事》。林道群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是他人格特质的造成的。

1989年6月，林道群和李志华，冒着危险，周密安排我和高皋从广州逃到香港，不仅仅是永志不忘，而是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林道群为了安排具体的逃亡路线，他女朋友施淑娟一起到广州。林道群在广州的行动是有危险的，因为，就是乘出租车，还有人可能跟踪。1989年後半年，他与施淑娟结婚，我与高皋才第一次见到施淑娟。2007年7月，他和施淑娟来到纽约时，儿子已17岁，聪明英俊。後来，我们又在华盛顿见面叙谈。我的一生，最大转折是1989年逃出中国，而造成这一最大转折，给我最大帮助的人就是林道群。当然，在还有与他在一起的李志华，以及当时他在香港联系的几个人，其中有向華勝、岑建勳、何俊仁和六哥，但他是具体的行动者和周密的安排者。不可选择谓之命。我与林道群认识、熟悉，他人格特质与我的契合，是我的命运。

2007年，我的弟弟家亭和弟媳小琴到美国来看我，这是我高兴的事。多年前，我希望我父亲能够来美国看我，但向武进县申请办理护照时，遭到拒绝。2002年父亲去世，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家亭小琴来美国，是我离开中国18年後第一次见到家人。我带他们在纽约游览，他们自己也去了美国其他一些地方。

 § 36    一家两国

1993年10月26日，收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Dr.J.Paul Martin邀请我到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信件。当时美国规定，如果子女不到21周岁，可以随同父母一同到美国。这时，我儿子严巗还差50天到21周岁，按规定完全可以随同我办J-2签证到美国。我当时不知道美国签证有J-1、J-2、 F-1等等之分。当天，就填写了Dr.J.Paul Martin寄来的表格，传真（Fax）给Dr.J.Paul Martin，表格上填写了妻子高皋和儿子严巗的英文名字、出生日期等。我不知道21岁前儿子可以随同父亲申请J-2 签证，我以为20岁的儿子要单独申请签证，单独的签证就是F-1 签证。三天後，即10月29日，这时，我的儿子到21岁还差45天，Dr.J.Paul Martin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Erhyu Yuan小姐发给我一个英文传真信，不告诉我儿子可以办J-2签证到美国，说申请F-1 签证，建议你自己办（handling）。

21岁前後之差

11月5日，严巗辞去他在巴黎的工作。11月8日，我陪同严巗到美国使馆签证处办理签证，签证处因严巗在法国没有稳定工作而没有办成签证。12月16日，严巗21岁满2天，Erhyu Yuan小姐发给我一个中文传真，Fax说：「关于严巗来美之事，由于他已21岁，所以不能以J-2来美。我同时也Fax给你离哥大不远的Hunter College的英文课Program，如果他有兴趣被收的话，他能办理学生VISA，F-1来美。」从这封信可以知道，Erhyu  Yuan小姐是非常清楚21岁前，严巗可以办理J-2 签证来美国，而偏偏在严巗满21岁後2天，才告诉我，我儿子这时不能办J-2签证来美。

办理签证早几天、几周，还是晚几天、几周的时差，对一个没有身份的流亡者来说，有时会发生无法挽回的影响。对我来说，我儿子21岁前，还是後，这样的时差，铸成了我家长期的、无法言说的痛苦。自此之後的30年来，加上後来发生的其他原因，我家成了「一家两国」。

1993年12月19日，我再次写Fax请哥伦比亚大学帮助我，使我儿子得到签证。Erhyu Yuan写了一封没有日期的信Fax到巴黎，要求美国驻巴黎的Consulate为严巗办Tourist VISA,这封信由Erhyu Yuan签名，我以为这封信给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真有用，我与我儿子又去了一趟签证处，结果增加了一次拒签记录。

我是持法国「难民旅行证」申请美国签证到美国的，怎样才能长期留在美国，完全不知道。我多次申请美国签证，都十分顺利。後来知道，一个想获得美国签证的人，如果他在签证官面前回答问题时，表现出想长期留在美国，也就是说，有「移民倾向」，就不可能获得签证。在法国，我长期居留的理由是「政治庇护」。一个人「政治庇护」的理由只能用一次，在法国「政治庇护」的人，到美国就不能再申请「政治庇护」。所以，要在美国长期居留，我只能以所谓「杰出人才」理由提出申请。1994年3月提出申请，12月我与高皋就得到绿卡。

为严巗来美国，作过多次申请「非移民签证」的努力，结果都失败了。我请美国国会人权基金会执行主任David L. Phillips 帮助。1994年3月24日，他为此写信给美国驻法国大使Harriman 。3月28日申请签证再次被拒。几天後，美国驻法国领事James L.Ward写信给我说，因为我的儿子不能证明他「与法国有不可分割的家庭、经济和社会联系」，根据美国移民法，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

「我们没有家」

1994年6月中旬，香港一位牧师打电话到纽约，说他可以帮助严巗从加拿大到美国。几天後，牧师说香港有人捐了5万港币给我和高皋，严巗可以先从巴黎到香港，由香港申请去加拿大的签证。由牧师陪同严巗从香港到加拿大，再由加拿大到美国。这位牧师说这要用一、二万港币买机票，可以用那笔捐款。1994年6月20日，我一次同时写两封传真信发给这位牧师。一封信是接受这笔款项，请这位牧师代收，并感谢捐款者。另一封信是此款用于购买从香港到加拿大等机票费用，余款交给这位牧师的教会。我要在此说明的是，在流亡30多年的岁月中，我没有接受过捐款，但这次在文字上接受了，实际上没有接受。

这件事使我们全家都很高兴，严巗在巴黎很快就申请到进入香港的签证。但几天後，牧师说去不了加拿大了。高皋为此与牧师打了许多电话，说严巗为办签证，已经经历了5次挫折，都没有办成，这次办成了到香港的签证，要他不去香港，对严巗的打击太大了。高皋多次与牧师联系，最後牧师说办不成，高皋十分失望。多年後，这位牧师通过他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他要带几个人来美国马里兰看望我们，为「我们要回家运动」录像，希望在我家吃饭，像「回家一样」。高皋从来对每一个到我家来的老朋友和第一次来访者，都表示欢迎，从巴黎到纽约、到佛罗里达、到马里兰，30多年中，她为朋友们做了不知多少次饭，只有很少几次到餐馆吃饭。我一再与她说，牧师好意要来看我们，不吃饭，不接受采访，到我们家见见面，就可以了。高皋说，「我们没有家」，她不愿见到这位牧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到临近的一位朋友家会见这位香港牧师夫妇和他的摄影团队。这件事使高皋不相信牧师。纽约的许牧世不是牧师，许牧世的夫人是全美国著名的医生谭天钧，当严巗一人留在巴黎时，许牧世夫妇去看了严巗。这位不是牧师的许牧世常常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教会讲《圣经》，只要他们通知我们参加教会活动，我们几乎每次必到。我也从许牧世夫妇的高尚人格中看到基督的崇高和力量。

1994年12月20日，纽约的一名律师写信给纽约州的参议院D’Amato,请他帮助严巗得到签证。後来，我请人为严巗提供经济担保，邀请严巗到美国。严巗这时已经灰心，收到这些信件後没有再去申请签证，他说他的旅行证最後一页有拒签的章，加上James L.Ward一直在领事馆，肯定过不了James L.Ward这一关。

在一次又一次努力失败以後，高皋在美国也有了正式工作，决定以自己「永久居民」身份为严巗申请「未婚已成年子女移民签证」。优先日期为1995年3月6日。从此，我们每月注意美国报纸上刊出的《移民排期表》。「永久居民」的未婚已成年子女在《移民排期表》中属于2-B类（即第2优先的B类）。按照排期的进展情况，我们估计要排队八、九年，才轮到1995年3月6日申请「移民签证」的人。

进入美国的签证有多种种类。以前申请上学、旅游、参加会议等被拒，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可以设法申请短期来美国工作的签证。纽约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的部门负责人，征得公司总裁同意，邀请严巗到美国来工作3个月。在邀请信後面还附了一大堆公司资料和公司计划。结果还是没有获得签证。这是1995年7月作的努力。

每得到这样一份正式邀请信，我与高皋都感到精疲力竭。

【随想录】2020年8月15日下午8：00，我写到这里，想到几十年来，我没有把这种感受告诉儿子，儿子一次也没有向我谈他的感受。把这一切写出来，已经没有意义。我一生为一种理念奋斗，给我的妻子高皋和儿子严巗带来了无声的苦难，没有地方可以诉说，没有人愿意倾听，我向往光明，看到远方的光明，但自己在黑暗中挣扎。当我在2019年沿着胸部中线切开，进行心脏手术，出院回家的半个月，我终于体会到，一个不能翻身、不能自己起床的老人，另一个在家中行走不能拐弯、没有体力扶助人站立起来的老伴，这样构成的「两人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我每一次被扶起床，总满含感恩的热泪，没有悲伤、没有埋怨、没有叹息、还没有死亡，接受命运的安排，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看着我妻子一分钟、一分钟地、慢慢地帮助我一点一点地移动身体起床、站立的情景。我下定决心，当我一旦开始好转，我还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新站立起来。

参加总统祈祷早餐会也不获得签证

1995年，我还去信美国的一些议员，如Nacy Polosi、Tom  Lantos，後来得到在参议员Rod Grans办公室工作的、曾任全美学自联主席的韩联潮的帮助，又鼓足勇气投入新的尝试。这些努力，并非「走後门」，而是作为一个美国有绿卡的居民的权利。一个申请了「移民签证排队」的人，律师告诉我们说，仍然可以再申请临时来美国的签证，也不影响另外申请I-131签证或请求美国国务院特别处理。在韩联潮的帮助下，1996年的12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员Bill Barrett代表国会的一个委员会On Behalf of the Congressional Committee，去信巴黎，邀请严巗参加第45届美国总统祈祷早餐会，时间在1997年2月6日。Bill Barrett是国会参众两院筹办祈祷早餐会的委员会主席。他给严巗的邀请信是正式的，信纸左上角有委员会的众议院委员的名单，右上角是参加该委员会的参议员名单，信的中央还有国会建筑的图案。12月20日，在参议员Rod Grans办公室工作的韩联潮以他个人名义还给美国驻巴黎的总领事James L. Ward写了一封信，传真给我，为严巗作担保，保证严巗这次旅行是临时性的，不会停留在美国。这么多次申请的失败，当时我和我妻子也无意要借这种机会把儿子留在美国，只是为了让严巗在心理上感到，他能够来美国了，以後申请来美国的签证会有信心。

1996年12月20日，接到韩联潮传真信的当天，严巗持Bill Barrett的邀请信和韩联潮信件的复印件，再次去巴黎美国领馆申请签证，结果再次被拒。

1996年12月31日，美国大使馆在巴黎的签证办公室副领事Marie C. Damour 去信华盛顿Rod Grams办公室的韩联潮，这封信的中文译文如下：

「感谢您12月20日关于Yan Yan申请『非移民VISA』的来信。1995年3月，Yan Yan申请『非移民VISA』，那是为了临时停留在美国，按照美国移民法214节（B），任何『非移民VISA』申请人，必须有强有力的、使人信服的理由，以证明他在美国作短期停留後，会回到原来的国家。必要条件是显示有好的职业、家庭联系或适当的经济地位（adequate economic standing ）。」

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会见了严巗，发现他提供的资料不足够，以证明他有足够的引人注目的理由（compelling reasons），在他来美国短期访问後会离开美国。

这封信还说，「Refusals under INA 214(B)因根据INA 214（B）法律拒绝，并不构成申请进入美国的障碍。如果Yan Yan能够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他同他所在国家的联系，以表明他一定会再回去（do not,however ，constitute a permanent bar to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Yan Yan可以再申请（reapply）他的VISA。按照您提供的资料，我们当然愿给Yan Yan每一个机会，以建立他VISA的资格，使他可以参加国家祈祷早餐会。如果他再申请（reapply），请相信我们将给他的申请以每一种考虑，只要符合美国签证法。我希望这些信息是有帮助的。请给我回音，任何时候我可以提供帮助。」

这封信是英文的，1997年1月23日收到，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後，把中英文信都Fax到巴黎给严巗。我给严巗打电话说，现在离2月6日的祈祷早餐会还有10多天，再去申请签证是来得及的。严巗的反应十分平静，他说他不想再去签证处了。

转向加拿大和西班牙

严巗得不到来美国的签证，对高皋的打击很大。我们回不了中国。1994年离开法国，也因为在法国已失业一年，回法国不会法语。1996年後的几年中，「一家两国」，高皋整日面无笑容。

1989年在巴黎时的朋友李子修，我们在纽约又见面了。见面的一天，是我们同时获得绿卡的一天。他在纽约皇后区买了一栋豪宅，面对一个湖泊，风景秀丽，他常常请我与高皋到他家聊天。聊天就谈起儿子。他的儿子李林在加拿大工作。李子修让他儿子李林帮助严巗。他在加拿大法语区魁北克的一所学校里，为严巗交了学费，办了担保手续和入学证明。严巗又凭入学证明向加拿大驻巴黎的签证处提出申请，严巗会说法语，申请为加拿大所接受，却被加拿大魁北克註法国的签证处所拒绝。王炳章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帮助过严巗，没有成功。

1997年10月，我与严巗一同去了一趟西班牙。在西班牙，我认识朱中志（朱光）、曾若镜。我们希望通过马德里的美国领事馆，申请到美国的签证，仍然没有成功。在西班牙申请到美国的签证，要有在西班牙长期居留的证明和雇主证明，我们没有。朱中志是温州人，曾若镜是台湾人，在马德里开商店。我们谈了申请签证一次又一次失败，曾若镜就为严巗用毛笔抄写了孙中山的一段话：「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艰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 愿与严巗共勉  曾若镜书 九七 十 二十二时年六十八」

儿子在21岁後不能随同父母申请签证来美国，根本原因是我不了解美国移民法，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以为流亡者可以得到申请签证方面的帮助，事实上，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大批流亡者在美国，美国的签证处完全不考虑这一因素。 中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是几年，还是30年？或更长？对时间的错误估计，是造成我在美国全部问题的重要原因。我确信「在不远将来，六四在中国一定会翻案」，在这样的时间估计下，我把在美国写中文政论，视为自己的第一职责。我妻子安心在美国留下，把挣钱做护士，家庭团聚，放在第一位。我却把每一个人生道路选择与「回中国」联系起来。

痛苦要表达出来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处在痛苦之中，我的左脑，掌管理性，右脑掌管情感。左脑要求我不说假话，右脑却要我在公众场合，竭力掩盖我内心的痛苦，要表现出一种乐观精神。我在理性中保持真诚，但在情感中掩饰自己的痛苦失望、无能为力。这是我在流亡30年後，心力衰竭，不得不进行手术的原因。我想到，除了人类以外，没有一种动物能够这样区分理智和情感。一个人要对自己情感的表达有所控制，但不能过分。人的情感，包括痛苦要表达出来。

1999年4月下旬，香港有线电视记者苏永权来纽约制作纪念六四10周年的电视节目。他来到Brooklyn我家，由于室内很狭小，在後院中拍摄。当高皋面对电视镜头谈到为了儿子能早些来美国而想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我非常不高兴。当即与高皋争吵了起来，打乱了电视拍摄过程。我要求记者苏永权不在电视中播放有关我儿子和高皋想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内容。为了儿子移民美国，高皋只有选择入籍。我对苏永权说，悼念「六四」10周年，香港人听到我们要加入美国国籍，会感到失望和伤心，我不会忘记自己逃离中国的初衷，高皋要加入美国国籍，我不愿成为「美国人」。

苏永权说，刚才拍摄的镜头不播放，要听高皋本人的意见。苏永权询问高皋意见，高皋表示不要播放。

苏永权从後院回到房间中，我与他谈了儿子多次申请来美被拒，家庭分离的痛苦。苏永权说，你们这么痛苦，要表达出来，让人与你们分担。在我近60岁时，第一次听说「痛苦要表达出来让人分担」。我接着说，表达出来也没有用，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你看，高皋，从来没有笑过。苏永权说：「你们真可怜」。

在苏永权说「你们真可怜」之前，没有一个人说我可怜，我充满自信，撰文高谈阔论，从来为自己努力而骄傲、为逃过难关而庆幸，听到的是赞扬和鼓励，也没有可怜的感觉。我和我妻子怎么会可怜呢？苏永权与我们素不相识，他无需顾及我们的「面子」，说了出来。真是奇迹，我默默地承认了，而且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此没有消失。

两天内的变化

我们从巴黎来到纽约後，在Andrew Nathan教授的努力以及美国鲁斯基金会、联合报文化基金会的资助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两年研究工作。之後，开始为欧洲、美国和香港报刊不停地写文章，赚取稿费。出版日文、英文和韩国文著作，也有版税收入。高皋开始时则不停地更换工作，在律师办公楼当助理、在曼哈顿一家生活刊物当编辑、做家庭看护、巡访护士、医院临时病房护士。她作巡访护士时，我为她开车，到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区许多地方，这使我对纽约的大街小巷，十分熟悉。

严巗一人在巴黎，先在姜成涛的旅游商店打工，後来到Saigon  Latin 越南餐馆作Serveur四年。1997年到巴黎13区的Chantour Sarl 旅行社，做电脑、机场联系方面的工作。1998年8月严巗主动离开Chantour Sarl公司，到Dream Sarl 工作，名义是Vendeur，做管理和对外联系。这时，严巗的法语口语已经很好，帮助老板做翻译。2000年9月，Dream Sarl公司破产，严巗开始在一家制衣厂开大卡车，运输衣服。

1999年1月17日晚上，高皋接到严巗从巴黎打来的电话，严巗在电话中哭了起来，要母亲到巴黎去看他。一天後，我们到曼哈顿74街法国领事馆申请旅游签证，由于我们的法国旅行证件已经失效。在法国外交部Paul Jean-Ortiz的帮助下，高皋得到了在2月17日可以进入法国的签证。当高皋到法国时，严巗最无助的一个月已经过去。

一位朋友问我们：「你们既然这样想念儿子，为什么不回法国？」我觉得应当回法国，但高皋认为，她在美国Cabrini医院还有工作，回法国不会法语只能失业。在高皋的坚持下，我们就这样被分隔在两个国家。「一家两国」这样的生活过了6年，2000年3月20日，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天，曼哈顿19街Cabrini Medical Center的行政主管通知高皋，把她转为正式的全职（Full-Time）护士。3月22日，我开车送高皋到长岛Garden City的711 Stewart Ave.参加入籍考试。中午12时左右，高皋考试通过，定在4月19日宣誓。

高皋加入美国籍後，严巗的「移民排队类别」就从「第2优先B类」转变为「第一优先」。按照2000年2月的「移民排期表」，高皋在入籍当天，严巗作为「第一优先」，排期就到了，在法国，就获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如果高皋没有入籍，按「第2优先B类」，至少还要排队3年，才能来美国。

取得美国国籍後四个月，2000年8月16日，为我们办理儿子移民的纽约潘绮玲律师楼来电话说，美国移民局已同意严巗来美国，让我们去律师楼取有关文件和表格。8月17日高皋在医院上的是早班，从上午8：00到下午3：00 。下班後她赶到曼哈顿东百老汇的律师楼取文件和表格。律师楼的办事员对她说，你要让你的儿子在美国找到一个工作，才能移民过来。

回到家中，高皋就是想不通，「亲属移民」为什么要先找工作？当天医院又来电话，要她加夜班，从晚上11：00到早晨7：00。这一天，等于16小时上班，加上10小时乘地铁来回奔忙，还要为儿子移民中的新问题担忧。

8月18日一早6：30，我接到医院电话，说高皋已病倒，现在在急救室。一小时後我赶到医院，见她嘴里塞着一个很粗的塑料管，而且有一个把手。高皋不能发声，在病床上挣扎。我让高皋写字，她轻轻地在纸上画圈，看不出什么字来。几分钟後取出塑料管，可以说话了。高皋说她上班时突然晕倒，因为休息少、血糖低而晕倒。急救室怕她咬自己的舌头，塞了一个大塑料管到她嘴里。医院不同意她回家，一定要她作电磁脑部扫描。检查结果无病，还一定要留院观察一天。第二天一早，我开车接她回家。她说，晕倒的原因是她怎么也想不通律师楼的人说的问题，加上连续上班。

办理移民，还要严巗提交「无犯罪记录证明」。这样又等待了一个月。2000年10月13日，严巗打电话来说已经收到巴黎警察局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高皋顿时变了一个人，心情轻松，一扫满脸愁云。

高皋的担忧是多余的。严巗在接到通知他移民的信件後，作了回复，没有急于去办手续。严巗在巴黎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为一家制衣厂开运货的大卡车。2001年1月3日，严巗到巴黎的美国领事馆面谈，当天取得一大信封口袋的文件，信封外有严巗的照片，文件要在入境时由移民局官员打开。严巗对领事馆的官员说，当天他还要上班。

2001年2月20日中午，严巗乘ΔAirline 8600航班的飞机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在机场得到移民签证。我与高皋开着一辆林肯牌大轿车，把儿子接回了家。3月16日，我又从纽约开车到华盛顿DC，看望高皋的弟弟高放，3月17日参观了白宫。白宫不仅是美国的象征，而且是美国总统的「家」。美国精神在白宫的体现是，「家」在白宫中，「家」的安宁就是「国」的安宁。

§ 37   大尺度时空观

在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後，由于我数学物理出身，在写作过程中慢慢养成了一种偏好，就是用「大尺度时空观」观察、分析问题。2000年1月1日，全世界大概只有几个人，也许几十个人，长篇大论耶稣基督後的第3个一千年。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写了《展望第3千纪》，这篇文章在2000年1月1日发表在巴黎《欧洲日报》上，也刊登在香港、纽约、洛杉矶、日本、新西兰的中文报刊上。（【註】《展望第3千纪》发表的报刊有：《欧洲日报》2000年1月1日至3日，日本《中文导报》2000年1月1日，纽约《世界周刊》2000年1月2日，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9年12月31日，香港《争鸣》月刊2000年1月号，《中国之春》2000年2月号，新西兰Auckland Newton《新报》，1999年12月24日，《大参考》网路刊物第696期，2000年2月18日）

展望第3千纪

2000年1月1日，是第2千纪最後一年的第1天，但人们在心理上愿意把这一天看作是新千纪的开端。我一定要在这一天，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时刻，发表我对未来1000年人类社会和自然变化的看法。

《展望第3千纪》开头说：「当人们见到二ＯＯＯ年最初阳光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宣告结束。二ＯＯＯ年一月一日，不仅预示着新世纪的到来，而且预示着人类在公元后第三千纪的来临。」

《欧洲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保留了我选定的五幅插图。其中四幅是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国界大变动。还有一幅是地球内部的变动对地表发生的影响。这里不去一一叙述文章内容，仅仅指出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1. 关于信息革命：「人类物质文明有三大「根源」，即物质、能量和信息。在这三大『根源』中，任何一个『根源』的变动，都会形成人类物质文明的大飞跃。」「第二千世纪末期开始的信息领域的大革命－－从电话、电视、卫星通讯到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将延伸到第三千纪中。」
2. 关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是第二千纪末期人类史的插曲，这是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威胁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为抵抗殖民化而作出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面对殖民掠夺和自由贸易的进攻，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就成了一道闭关自守，自我窒息的围墙。」
3. 关于全球化和「文明觉醒」：「人类史上最牢不可破的力量，还是民族、宗教及其形成的不同文明，国界会变动，国家也会消失，但民族及其文化却千年长存。」「第三千纪是全球化的千纪。全球化有助于促进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而现代化将会加强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其它文明的力量，而降低第二千纪后半期用了五百年时间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重要性。如同亨廷顿所说，全球化在使各个文明相互依存增加的同时，却使各个文明普遍觉醒。」
4. 关于伊斯兰文明的第三次扩张：「到自由民主成为各个文明都接受的价值时，人们会看到，原来，民主或专制，不同的政治制度，祇是文明的表层现象。人们也会看到，第三千纪伊斯兰文明将有第三次扩张，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矛盾和冲突将影响第三千纪人类历史的进程。」
5. 关于国界变动：「地壳板块的运动会引起地貌变动，『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板块』，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世界地图的变动。在第3千纪初期，甚至在21世纪内，西欧和中欧的国界就会消失，欧洲联邦将会建立。在北美，魁北克将得到独立，加拿大的其余部分将加入美国。在亚洲，蒙古最后还是回归了中国，伊斯兰教国家产生了某种整合。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界线愈来愈不重要，但却长期不能消除地球南北方的差距。在第3千纪中叶以前，地球上的国界始终没有消失。」
6. 关于地幔热能：「就像共产主义的兴衰是第二千纪末期的短暂现象一样，原子核能的利用也很短暂。到第三千纪中叶，人类的主要能源将是地热能，与今天所利用的地壳表层的地热能不同，第三千纪中叶，人类将开发利用地壳下部地幔中的地热能，这是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能源。」
7. 关于地下宝藏：「人类在地面上找到一点宝藏都会欣喜不已，『超羽流』对地壳的强大压力是矿物的成因。冰岛和太平洋西南部地壳下都有强大的『超羽流』，在那里的地壳中也像非洲南部高原一样，是黄金和金刚石的储藏地。第三千纪中叶，人们将开发冰岛和太平洋西南部地壳中的宝藏。」
8. 关于「贫穷概念的根本改变」：「如果说第二千纪末和第三千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那么，可以预见，第三千纪新的一次能源革命将使全人类最终摆脱贫困，贫穷是一种精神状态，是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而又无能为力的感觉，到三千纪中叶，人们会发现，第二千纪的『贫困地区』和『未开发区』，才是人类的真正乐园。」
9. 关于「外星殖民」：「第二千纪中叶是探寻新航路和地球殖民的时代，第三千纪中叶，将是太空探索和外星殖民的时代。到第三千纪中叶，人类对太空探索的范围将越出太阳系，很可能在太阳系外也发现了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和居住的星球。当人类踏入外星殖民时代，地球上人类民族、宗教、文明的界线将最后消失，也许到第四千纪，人类才能富有成效地开展外星殖民。」

新世界观

在第2千纪，人类已踏足月球，向火星发射了30余次探测器，人造卫星已遍布地球外的轨道。在《展望第3千纪》中多次谈宗教，没有提及神。宗教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现实中，而神存在于人的心中。我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教徒，当我说神的存在时，神就在人的心中，在地球外的空间没有天堂。我相信，在第3千纪，基督教将发生一次大变革，人们会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认识《圣经》中的每一句话。《圣经》是凝结的圣灵，圣灵是神在我们心中是声音，我们依靠神的引导前进，而基督徒决策的指引者，就是神。

在浩瀚的太空中看我们的地球，看到它是一颗蓝色的星球。大气是包围这颗星球的一层薄膜，由于这层薄膜的保护，地球表面才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生物圈，人类圈是生物圈的一部分。有历史记载的人类史上，发生了15000次战争，产生了数千个版图大小不同、时间长短不一的国家。国王、皇帝、苏丹、哈里发、总统、主席也数以万计。一些组织、团体、运动、产生了、壮大了、发展了、消失了。在《展望第3千纪》写道：

「地球上各种事物的变化，速度不同。每隔十年，可以看到政治变化；每隔百年，可以看到社会变化；每隔千年，可以看到文明的变化。以千年作为时间标尺，还看不到物种变化，更看不到地壳变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五、六个千纪。每过一千年，都有大变化。公元前第3千纪初，埃及处在早期王朝时代，西亚两河流域出现了若干城邦，克里特岛上已产生早期文明，进入青铜时代，而中国黄河流域，已出现若干部落和部落联盟，已开始使用犁来耕作。公元前第一千纪中叶，埃及、赫梯、亚述形成中叶三大强国，中国则处于西周王朝时代。公元前第1千纪中叶，是释迦牟尼、孔子、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国和印度早期文明发出灿烂的光辉。距今二千年，即公元第1千纪开始时，耶稣降生，基督教影响在两千年中日渐增大。当穆罕默德在公元一千纪中葉诞生後，伊斯兰教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张，阿拉伯人早在第1千纪就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伊斯兰帝国。文明的变化毕竟是依靠人类群体力量造成的，同自然力量造成的变化不可相比。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是『印度板块』嵌入欧亚大陆形成的。非洲南部高原，在林波波河和赞比西河之间的地区，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当欧洲殖民者十九世纪末在这里建造索尔兹伯里城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高原是由地壳下面，从地核、地幔界面向上的『超羽流』的永不停息的运动的结果。地球内部蕴藏着巨大能量，正是由于地壳下面巨大的能量流动，造成了地壳板块的移动和升降。火山爆发，地震不过是地壳运动的微弱表现而已。」

在卫星上、航天旅游飞船上观察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用「大尺度时空观」来思考、分析国际关系、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世界观，来认识、对待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2000年以後，在这种世界观的驱使下，我写出了《星球的表面学》、《中俄边界问题》、《南海争端的全球观》、《霸权论》、《普遍进化论》和《全球财富论》等文章和著作。（【注】《星球的表面学》，香港《前哨》月刊，2001年7月；《中俄边界问题》参见§38；《南海争端的全球观》，香港《前哨》月刊2016年9月，《霸权论》、《普遍进化论》、《全球财富论》分别在2006年、2009年、2020年出版）

有关“大尺度时空观”文章       《欧洲政治气候的变化》，日本《中文导报》1998年10月22日          《展望第三千纪》，《欧洲日报》2000年1月1日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前哨》2000年7月          《资本全球流动的方向和活门》，日本《中文导报》2000年12月21日          《新纪元的时间观——以“百年”、“千年”、“地质纪”为时间尺度观察人类社会和地球上的变化》，                                                                                 香港《争鸣》2001年1月          《全球化中商品、资本、技术、人的流动》，《前哨》2001年1月          《天战和“第四战场”》，《前哨》2001年6月          《“东海共同开发”违反中国“大陆架法”》，《前哨》2008年8月          《“地球呼吸”和“气候暖化”》，《前哨》2009年1月          《地球表面九大等级的变化》，《前哨》2011年5月          《用“大尺度时空观”看中国和全球政治风向的变化》，《前哨》2012年2月

2008年金融风暴发生後，我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关注、研究国际金融，使用的观察工具就是「大尺度时空观」。用「大尺度时空观」观察全球金融，发现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到现代，经过两个世纪的演变，亚当·斯密经济分析的出发点已经不完全成立了。在亚当 · 斯密眼中，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行为的非故意结果，所以，传统的经济理论可以对人类行为进行简化和抽象，把一个个经济颗粒看作是「物」（things）而不是「人」（persons）。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造成了一个重大改变，就是经济数量级在第9级和第9级以上的经济体，（【注】参见严家祺：《全球财富论》第29页，【表1·2·1】经济规模数量级，翰卢图书出版公司，2020年，台北 ）不能把它简化为「物」（things），而必须把他们视为相互之间有信息交换、有自主行为能力的个体。现代金融系统不同于以往的经济系统，现代金融系统是相互之间有信息交换、有自主行为能力相差千倍、万倍、亿倍、大小不一的金融颗粒组成的复杂系统。

 §38  《5·16协定》

苏联存在了69年，中苏之间的边界，在苏联存在期内一直是未定界。（【註】正式的苏联历史應從1922年組成聯盟開始算起，不是從1917年十月革命開始。十月革命後產生的苏维埃俄国並不等同於後來的蘇聯。）苏联在1991年12月26日正式解体。在苏联解体前半年，1991年5月16日，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出访苏联，与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面，共同簽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这个协定，可以简称为《5·16协定》。

「国家脑」和「国家心」

1991年底，「六四」大屠杀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江泽民为了讨好苏联，竟然与一个摇摇欲坠、面临解体的苏联，以「换取苏联友好」为代价，签订了出卖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5·16协定》。在清查、镇压「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大环境下，当时中国国内无法发出谴责江泽民这一卖国行为的声音，在国外，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新闻媒体的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六四」大屠杀上，《5·16协定》的具体内容不为外界所知，江泽民，加上邓小平这一出卖中国北方领土的行为，在多年中没有被媒体揭露。

我一直感到，江泽民有一颗「俄国心」。江泽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时期，30岁前后曾到莫斯科史達林汽車廠實習。这一短暂经历，却给他种下了一颗「俄国心」。一个国家，是一个自主行为体，国家不仅有「脑」，而且有「心」。我长期注意和思考「脑」和「心」的不同，「脑」进行思维，产生理性；「心」是愿望，发生情感。2005年1月，香港《前哨》月刊发表了我写的《俄国心 · 英国心 · 日本心  ——兼论江泽民有一颗『俄国心』》文章。这篇文章说：「国家与植物一样，固定在一个位置，不能随便移动自己的躯体。少有的例外是波兰，它在300年中把自己的身体从东向西移动了很长的路程，尽管失去了许多土地，波兰还是波兰，不是什么别的国家。国家与植物不同，植物不是一种行为体，而国家是一种行为体。国家通过它的种种行为——结盟、中立、出兵、控制航路、割地、占地、对外援助、缔结条约、在国际组织中投票，来改变自己的环境，使国家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政府就是国家的脑，首脑人物的决定是国家的脑发出的指令。『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体』，也与『人』作为一个『行为体』一样，有『自我』、有『感觉』、有『人心』，国家也有『国家心』。」「『国家心』是一个国家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国家形状、国土资源和国民性等因素所形成的长期目标、长期行为模式。『国家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有稳定性，但并非不能改变，革命、改革、国家的并合、解体或形状发生极大变化，可能改变『国家心』。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庭有一颗『罗马帝国』的心，而在十字军东征後的拜占庭，只有一颗『屈辱心』。欧盟的建立、欧洲的整合正在改变『法国心』、『德国心』。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改变了『土耳其心』，而苏联解体後，俄罗斯比以往苏联时期更显露了一颗『俄国心』。」

【图38·1】2005年1月香港《前哨》杂志刊登了严家祺写的《俄国心 · 英国心 · 日本心 · ——兼论江泽民有一颗『俄国心』》的文章

这篇文章用大量篇幅分析了「俄国心」形成的地理、历史、宗教原因，以及蒙古统治对「俄国心」形成的影响。

江泽民有一颗「俄国心」

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普京在莫斯科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条约签订前半个多月，2001年6月29日，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刊出了我在6月19日写的《中俄边界和不平等条》一文。在条约签订前一天，香港《动向》杂志刊出了我写的《中俄边界：退让三百年》一文。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声音微弱，很少为人注意，但表达了中国人的声音。

我在写上述两篇文章时，并不知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内容。在《中俄边界：退让三百年》一文中，我提及「中俄新约可能提及两个问题，一是中俄两国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一致反对的态度，二是中俄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严家祺：《中俄边界：退让三百年》，《动向》，2001年7月15日，第30-33页）

这篇文章是在6月21日从纽约用Fax传真给香港《动向》杂志的。当时并在不知道条约具体内容，只是表达对江泽民去莫斯科签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担心。文章最後处是这样写的：

「今年7月江泽民访俄时，中国人民非常耽心的是，江泽民为了感谢普京，会把正式承认中俄之间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及其后果三百多年来中国在中俄边界上的一次又一次退让而形成的边界，写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当年今7月中国的『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时，中俄如果要签订本无必要签订的『新条约』，有必要遵守『三不』：不承认中俄历史上一切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中俄历史上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头上的『边界』，不能从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划定中俄之间的正式边界；不与俄国缔结任何『军事同盟』或『准军事同盟』。中俄边界，三百年退让！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人民绝不容许用条约的形式把中俄关系上的三百年的屈辱接受下来！」（严家祺：《中俄边界：退让三百年》，《动向》，2001年7月号，页30-33）

【38·2】大清王朝时期中国北方领土

这篇文章是条约签订前一天发表的。条约签订，本来是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行为，但江泽民有一颗「俄国心」，江泽民把中国北方领土的「索取权」放弃了。在第六條中，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肯定俄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現代疆界，承認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及鄰近遠東地區不再為中國的領土，但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仍未放棄索回由俄國治理的江東六十四屯以及唐努烏梁海地区。

对江泽民在邓小平认可下做出主动放弃中国北方领土「索取权」的行为，我非常愤怒，从2001年6月开始，我在报刊上发表了10篇不承认「中俄《5·16协定》」和批判江泽民放弃中国北方领土「索取权」的文章：

1. 《中俄边界和不平等条约》，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2001年6月19日
2. 《中俄边界：退让三百年》，香港《动向》2001年7月15日
3. 《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2001年7月21日，香港《争鸣》2001年8月
4. 《中俄条约中的两个关键问题》，香港《信报》，2001年7月24日
5. 《中俄边界问题必须再议》，香港《动向》，2002年11月15日
6. 《追究江泽民在中俄边界问题上损害中国的责任》，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2002年11月15日
7. 《从国际法角度再议「中俄边界问题」》，香港《动向》2003年1月15日
8. 《中俄边界问题并未划下句号》，纽约《世界日报》，2004年10月21日A5版
9. 《严家祺评中俄边界协定》，美国之音，东方报道，2004年11月6日，又刊《新世纪》2004年11月7日
10. 《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5年2月号（总第35期）。其中一部分以《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回应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冈察洛夫等人文章》刊登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5年2月号上，全文见《欧洲导报》2005年6月16日、9月1日

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

有一位叫冈察洛夫（Sergey N. Goncharov）俄国人，与一个中国学者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这篇文章刊于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2004年10月号，引述了我写的《中俄边界问题必须再议》一文中的内容後说：「遗憾的是，类似的见解立即见诸俄罗斯和中国的有关报刊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两国的社会舆论，并造成了相互间不信任和疏远的气氛。」（【注】冈察洛夫、李丹慧：〈俄中关系中的「领土要求」和「不平等条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4年10月号，第110-111页）

冈察洛夫在刊登这篇文章（简称《冈文》）时，注明了「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的官方身份。这篇文章在香港中文大学刊物上发表，我估计中国官方不会对《冈文》作出反应。我在回应的文章开头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作出回应，不仅为我遭受冈察洛夫片面引 证的文章中的观点辩护，而且，以「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为基础，遵循国际法和正义的原则，为我的祖国──中国作说明和辩护。」我回应文章全文在《21世纪》网络版2005年2月号（总第35期）上刊出，《21世纪》双月刊登出了全文的1/4 。当年《欧洲导报》全文转载。

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是：

1. 毛泽东认定中俄割土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2. 《尼布楚条约》在平等基础上划定了中俄边界；
3.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4. 十月革命后俄国曾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
5. 北洋军阀政府没有放弃索回被帝俄侵占领土的权利；
6. 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是斯大林一手促成的；
7. 中俄《五·一六协定》主动放弃「索回国土权利」；
8. 江东六十四屯在苏联解体前夕正式划归苏联；
9. 历史上俄国对邻国从来不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
10. 俄国至今未洗除侵占中国北方领土的不法性。

在人类历史上，国界变动是一个常见现象，有双方同意的和平变动，有武力或武力威胁下的变动。有合法的变动，也有非法的变动。在这篇文章中，我专门谈了「侵占他国领土不法性」洗除问题，我确信，江泽民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与苏联、俄国签订边界条约，是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後，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情况下，与苏联、俄国签订的。加上俄国和苏联「侵占中国北方领土不法性」从未洗除，所以，中俄5·16协定，仍然是无效的。《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一文第10个事实是这样写的：

「《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会员国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按照这一原则，一国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他国领土不得承认为合法。然而，现代国际法承认为恢复国家的历史性权利或收复因不平等条约割去的土地，是合法的。在人类历史上，因战争、武力、武力威胁造成了无数次国界变动。在传统国际法里，割让、征服、先占、时效等都是国家取得领土的方式。当一个国家长期并安稳地占有他国领土一部分，当有关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承认占领者对领土的权利时，占领者国家占领他国领土的不法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可以洗除的。例如，1848年，墨西哥在美墨战争中失败后，与美国签订了《瓜达卢普·伊达尔戈条约》，墨西哥正式把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割让给美国。这一割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美国占有墨西哥大片国土的这一「不法行为」，因多种因素起作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已经洗除。然而，尽管中国与解体前夕的苏联签订了放弃索土权利的《5·16协定》，尽管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第六条肯定了《5·16协定》，尽管根据这一第6条又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沙俄侵占中国国土的「不法性」依然存在，至少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1.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多次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侵占的领土与租界」。
2.  对鸦片战争后中俄两国间签订的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的条约，中国历届政府，包括北洋军阀政府，「贿选总统」曹锟、国民党政府和毛泽东，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冈察洛夫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64年多次谈话，却没有指出，毛泽东自始至终要求苏联承认历史上的割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五·一六协定》虽然未提到历史上中俄之间有那些边界条约，但不能根据《五·一六协定》来否认一个基本事实，即《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3. 在中苏两国签订丧权辱国、主动放弃索土权利的《五·一六协定》后，海内外大批中国人在报刊、广播、电视、电脑网络上发表大量文章、讲话和声明，仍然不承认俄国侵占中国北方大片国土的合法性。中国人无法在自己头脑中清除海参崴、伯力、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这些中国地名。2004年8月22日从北京出发、穿越俄罗斯前往巴黎去的中国车队，在行驶上黑龙江以北的一些地方时，车队上的人说：「我真希望它还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另一人说：「当年俄罗斯从清朝夺走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三个法国。」

「沙俄侵占中国国土的「不法性」在一些原属中国的城市中，在俄国人的心理上也有所表现，对中国商贩、中国企业和中国文化采取了种种有意排斥的做法。伯力市（哈巴罗夫斯克市）离黑瞎子岛很近，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居住，这个城市中使用英文、日文、韩文，在所有店铺的招牌上一处中文都不许使用，尽量抹掉中国的痕迹。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说，俄中两国40年来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努力，今天终于写上圆满句号。以上事实表明，只要沙俄侵占中国国土的「不法性」没有洗除，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就不能像俄罗斯外长说的那样「写上圆满句号」。我相信，中俄两国在21世纪一定会有办法、有能力来纠正《5·16协定》给中国带来的损害。」

§ 39   9·11事件

在第3千纪的第一年，纽约发生了9·11恐怖袭击。9月10日那天，高皋上下午班，下班乘地铁到家已12点。9月11日改上早班，早晨6点就要离家。因为在家休息时间很短，我要开车送她上班，她坚持不要。她工作的医院在曼哈顿19街，离世界贸易中心很近，如果我送她上班，我一定会在曼哈顿下城转一圈，然後沿布鲁克林桥回家。如果这样，这天上午发生9·11事件时，我就会困在曼哈顿下城。

911恐怖袭击

9·11这天，我也6时起床，开车到曼哈顿的Metropolitan游泳去了。上午8时左右，我沿着278号高速公路回家时，特地看一下曼哈顿下城数百栋高楼大厦构成的从不改变的景色。

9·11这天上午9时，住在曼哈顿中城的范岱年让我看电视，电视上世贸大楼正在燃烧，觉得不可思议。我的反应是立即到近处去看。当我与严巗动身时，另一栋大楼起火了。一架飞机穿过大楼，火焰更大。我与严巗开车到日落公园（Sunset Park）高地，那里聚集着几十人，隔着东河和哈德逊河的河口，可以清晰地看到世贸中心。到9时55分，我开车送严巗去地铁站，他准备去曼哈顿上学。我一人回到家，再看电视，知道一栋大楼已倒塌，严巗也回到了家，因为去曼哈顿的地铁停开了。

【图39·1】9·11恐怖袭击（左）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高地拍摄正在燃烧的世贸大厦（右严家祺摄）

高皋所在Cabrini医院，离世贸中心只有六个地铁站，从医院的窗口可以看到世贸大厦。我打电话给高皋，电话不通。

下午4点左右，陈钢来到我家。当天早晨8：30，他到曼哈顿 Recter 大道的「汽车法庭」过堂。陈钢对开他罚单的警察提出诉讼，这天，由「汽车法庭」的法官来审判。当天过堂的人有十多对，也就是有十多个人不服警察开的罚单，按排好时间都在9月11日这一天「过堂」。十多位警察也得出庭，如果一方不申述理由出庭，就算败诉。Recter 大道的「汽车法庭」离世界贸易中心只有200米。陈钢正在等候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这时是8：45，有一位警察说爆炸了，把法庭内所有警察都叫了出去。在法庭内等候的人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继续等待。9：03，又一声巨响，比第一声响得多，法官叫大家安静，几分钟後，法官走出大门，大家都离开法庭。陈钢到门外，只见银光闪闪的碎片布满天空向下降落，感到就像眼冒金花一样，再看近处的世贸大厦，才看到正在燃烧。街上的电话亭排满了队，在打电话。有人哭着，到处是消防车的呼啸声。陈钢就随着人流向西走去，大家很有秩序，只是到处飞满碎片。这时，没有人想到两栋大楼会一下子塌下。陈刚步行通过布鲁克林大桥进入布鲁克林区，他所在的工作单位就在大桥东边不远的FlatBush大道上。

【39·2】9·11出逃的人群（左图），当天在世贸大厦近处的陈钢（左图右）2005年与严家祺合影照片摄于2005年7月9日

第一个被飞机撞上的世贸大楼位于北侧，第二个被另一架飞机撞上而且飞机穿出大楼的是世贸双塔的南楼。9：03撞上，10：05塌下 。北楼则在10：28塌下 。陈钢一行人向布鲁克林方向行进时，所有人急于逃难，没有人听到、或顾及到世贸大厦双塔塌下。我在布鲁克林也只能从电视里知道世贸双塔塌下了。

《双塔内的最後102分钟》一文写道：「没有人比直升机上的警察更能看出生命挣扎时的恐怖：人的脸贴在玻璃窗上，喘息着。在104层，人们用电脑砸开窗户玻璃，在烈火浓烟步步紧逼，走投无路之际，纵身一跳就是解脱。北楼有37人跳楼，一说至少50人。北楼91层为飞机击中，1344人被围困在19个楼面；南楼78层被击中，约600人被围困在33个楼面。（【注】指北楼91层至110层之间的空间和南楼第78层至第111层楼之间的空间）后者相对宽敞的空间提供了周旋的余地，这就解释了北楼有人跳楼，南楼却无一人跳楼。但是周旋只是暂时延缓死亡。南楼第81层，一群被围困者，其中一人持有手电筒，他依次照脸点名，点到者回答Yas或者 No，以决定是『上行』还是『下行』，全体『上行』，结果全体遇难。」（【注】孟蔚彦：《最後的话语：双塔内的最後102分钟》，纽约《世界周刊》，200年6月16日）

2002年5月26日《纽约时报》以3页全版的大篇幅报道，首次详述了9·11世贸大厦死难者在最後102分钟的经历。这是《纽约时报》记者通过9·11遇难者与外界亲友最後通话、少数生还者的追述，以及消防和警方的通话记录，勾画出的情景。报道说：「在北座大楼遇袭、南座当时还没有受袭时，南座的人隔着玻璃仍可感受到对面火焰的威力，然而，世贸保安管理部竟然劝他们留在大楼内，因管理员认为有很多碎片从北楼掉下，留在尚未被袭的南座内会较安全，结果在9：03，南座也受袭。身处南座84楼，离撞机层只有3层楼上的克拉克，是成功带领同事走出火海的极少数人之一。当时楼梯内充斥烟雾和灰尘，他和几位同事走到81楼，看到一位身体瘦削男人和一位身形肥胖女人。那女人向他们大喊：『你们不能向下走要向上走，下面很大烟和到处都是火。』当时的南座逃生者，都有着同一想法，但其实他们只要克服对烟和不断有碎片从上掉落的恐惧，从这条唯一通道向下走，就可以逃出生天。」（【注】《纽约时报披露世贸死者最後一刻，102分钟生与死「向上还是向下走」》，纽约《明报》2002年5月28日）

世贸大厦有110层高，里面有500多家国际企业，每天有5万人上班，每日游客超过20万人次，两栋楼被飞机撞後，没有人意识到会倒塌。工程师张国维认为，直接导致世贸中心塌下的是冲天大火，而非飞机的撞击力。摩天大楼可承受的风力，比飞机撞击力强，他估计世贸大厦火场的温度达摄氏2000度，比一般家居火警摄氏500度高出3倍。结构工程师陈延年说：「钢铁设计可以承受摄氏1200度高温1小时，而一般火警通常只局限在某一范围，但今次飞机燃料所引起的大火，温度可能高达1500度或更高，而且火势范围大」。他指「钢架最大缺点是传热快，当极高温度下，钢架变弯，失去承托力，而高温又传到钢架底部，使大厦极速向内塌下。」（【注】《二千度高温烧塌世贸》，纽约《明报》2001年9月14日）

陈钢步行到他在布鲁克林桥头的办公室後，当天停止办公，他又沿着布鲁克林四大道步行了二、三小时，来到我家。他说往日汽车繁忙的四大道上一辆汽车都没有，大家沿着马路中央往南行，风正好从世贸大厦方向吹来，一路上灰尘很大。陈钢到我家叙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又向他更南边的他自己的家步行去。我再次打电话到Cabrini医院，仍打不进去。直到晚上12时，高皋乘地铁回到了家。从9月10日下午2：00上班，到9月11日深夜12：00，在34小时时间内，上班时间长达24小时，除了6小时休息外，其余时间是4小时乘两次地铁。因为她有一次因加班晕倒，这次连续上班没有发生问题。高皋说，在医院当时就知道发生大事，但她所在病房的窗户看不到世贸大厦。这一天，Cabrini医院出动了一辆救护车和一名护士，当天在世贸大厦塌下时被压死了。倒塌时，近200万吨钢筋水泥、玻璃、砖石如倾盆大雨，如火山爆发，从天而降，浓烟遮蔽了天空，泥灰盖满了一切。

【图39·3】左图9·11上午严巗在布鲁克林Sunset公园高地，背景是正在燃烧的世贸大厦。右图是高皋2005年在Cabrini医院，严家祺摄

9月12日，我乘地铁去曼哈顿，有一条线可通到中城的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从联合广场往南的百老汇大街上，看不到一辆汽车。三、五成群的人都朝世贸大厦的方向步行走去。警察排成一队，在百老汇大街上，阻止多人南行，但街边还是可以过去。我见到潘国平，文革中上海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比他大十岁左右，是他的副司令。我与潘国平一起走，避开警察，来到了中国城坚尼路（Canal Street）,警察更多了，向南的每一个路口都有警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世贸中心现场，这时世贸中心上空仍浓烟滚滚。潘国平请我在坚尼路一家饭店吃饺子。

9·11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用民航飞机作武器撞击作为美国标志的民用建筑，是中东恐怖分子对美国平民空前残酷的大屠杀，是对全人类的宣战。9 ·11事件也促使我用更多时间研究宗教问题和国际关系，9月15日，我写了一篇《美国「国家防卫」的三个重点》，即「恐袭防卫」、「导弹防卫」和「生物战防卫」，刊登在9月20日洛杉矶的《中国日报》上。

§ 40   《霸权论》

「中国在21世纪只有两件大事，一是民主化，二是一个民主的、日益强大的中国如何置身于国际社会中，如何制定全球战略和不断调整对外关系。」（【注】引自严家祺：《生命树的分叉》，第404页，夏菲尔出版社，香港2006年）从1989年以来，我的写作一直是围绕着联邦中国和宪政改革进行的，从2001年9月到2006年，我集中力量研究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俄边界、东海和南海问题，投入《霸权论》一书的写作，2006年，由香港Tninker出版社出版。

「自主行为体」

从《霸权论》开始，我把「自主行为体」作为分析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个中心概念。在自然界中，动物、人是自主行为体，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社会组织、机器人、人机系统、实体企业、金融组织、国家、国际组织都是自主行为体。2009年出版的《普遍进化论》和2020年出版的《全球财富论》，都立足在对自主行为体的研究之上。

《霸权论》第1章第1节的第1句话，提出了《霸权论》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国家是由人组成的，但国家从来不是人。」「兩個自主行為體的結合，結合方式不同，新形成的結合體就會產生新的特性和不同的行為能力。人與馬是兩個自主行為體，當人騎上馬時，就形成了一個『人—馬系統』結合體。」一個自主行為體和一個非自主行為體相結合，新的結合體也會表現出新的特徵。人駕駛汽車、火車、輪船、飛機，都形成新的結合體，即「人—機系統」。駕駛員技術熟練，新形成的「人—機系統」結合體的行為能力就會增強。一個不熟練的駕駛員開車，「人—機系統」的行為能力就十分有限。裝有衛星導航儀的汽車，當一位熟練駕駛員駕駛這輛車時，整個結合體「人—機系統」的理性——智力水平就高於人。一般來說，兩個行為體的結合會改變「結合體」的能力與行為。兩個有理性、有意志的結合體，由於個體在理性、能力上的差別、意向上的不同，會使結合體呈現各種不同狀態。兩個志同道合、真誠相待的人的共事或合作，與兩個貌合神離、各懷鬼胎的人的合作，其行為方式、行為後果必然大相徑庭。兩個國家的關係遠比兩個人複雜，所以，兩國關係會呈現更多種形態。多個人、多個「人—機系統」、多個社團、多個政黨、多個國家的結合情況，就更為複雜了。（【注】引自严家祺:《霸权论》第1章《自主行为系统》）

太平洋争霸时代

《霸权论》一书，涉及22个「心因」。这22个「心因」是：行为系统、行为系统的层级、国家行为体、板块动物、主权三大组成部分、国家间的地缘力、板块作用力、强作用力、战争能量、战争意志、战争脑、点击战、国家动量、国家目标、国家目标的层次、支配关系、支配费用、全球11大板块、小國碎粒、两和政策、太平洋时代、北极洋时代。

《霸权论》在分析研究这22个「心因」的同时，探讨了12个问题：

1. 自主行为体理论——包括以下内容：⑴生命的本质特征是自主行为。 一切自主行为体及其组成的群体，皆有生命。 ⑵目的与行为的关系：「目的」是「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的行为」有约束性。 ⑶行为系统的分级——行为系统可以分为不同层级。 银河系与太阳、国家和企业、细菌与病毒一般视为两个层级。 高一层级的微小变化，往往会对低一层级的个体产生巨大的、不可抗拒的作用。 ⑷「权力——服从关系」：权力是一种「黏合剂」，使两个人或多个人可以表现出整体行为。 ⑸广义有机体——广义有机体是一种能与周围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能导致自身内部结构发展和变化的结构体，有机体具有选择环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2. 国家行为体理论——国家不同于人，国家行为的动机是可见的。 「心怀叵测」是人类个体的现象，却不是人类个体组成的聚合体——国家行为体的现象。 国家虽然不是人，但有动物性，国家又不同于一般的动物，是「板块动物」。 国家是作为巨量人类个体的聚合而形成的「国家行为体」最重要、最根本的涌现特性。 国家作为「动物行为体」的生存，依赖两个因素，一是对整个国土上武力的垄断，二是为维持武力垄断而由一块块国土上提供「营养动力」。 当这两个条件失去时，国家就会灭亡。
3. 国家自主权理论——「权利」只存在于有理性、可以相互沟通的自主行为体之间。 在自主行为体体系中，霸权不是权利，而是一种权力。 在自主行为体之间不能沟通的情况下，霸权也能存在。 按权力涉及的领域，主权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主权者自主产生的权利、对内主权、对外主权。 让渡部分主权建立某一超国家机构，这一做法，在欧洲历史上有悠久传统。 欧盟的建立，是欧洲这一传统的继续。
4. 国家相互作用力理论——在国与国间存在四种作用力，即「地缘力」、「交换力」、「板块作用力」和「强作用力」。 国与国间的「强作用力」是因条约、协定而形成的约束力。在国家、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四种行为体中，唯有国家及国家联合具「板块运动能力」。
5. 战争行为理论——战争能量加上战争意志，是引发战争的必要条件。 消除那些有「战争能量」国家的「战争意志」，或者消除那些有「战争意志」国家的「战争能量」，是取得和平的两条可靠途径。 「点击战」是以精确制导武器打击、摧毁「点军事目标」的战争，这是与「常规战争」、「核战争」不同的「第三类战争」。   BMC4ISR是战场管理、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系统，一个国家，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有一个涵盖全国的BMC4ISR中心，这个中心，可称作「战争脑」。 在太空争霸中，参与争霸的国家迟早会建立起「战争脑」。
6. 国家动量理论——国家动量是国家国力与单位时间内单边行为能力的乘积。 单边行为能力是一种对外行为能力，就是一个国家行为体在不顾其他国家行为体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单独决定自己行为的一种能力。 国家目标的游移不定直接影响到「国家动量」的方向，只有强大的国力或军力，加上明确又坚定的国家目标，才能形成大的「国家动量」。
7. 行为能力差距理论——森林中雄狮具有霸权，不取决于狼群是否联合，也不取决于大象是否不怕雄狮。 霸权是「行为体」行为能力明显存在巨大差距时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人类史上，争夺海洋霸权与向新大陆殖民有关，在未来，争夺太空霸权将导致外星殖民。太空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当外星移民或外星殖民大规模开展后，地球上国家划分就会失去意义，争夺霸权现象就此消失。
8. 国家目标层次论——原来是内陆国的俄国，一直把寻找出海口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而且大体上把自己的目标放置在欧洲以外。 法国面临海洋，却一心要在欧洲大陆称霸。 俄国与法国国家目标上的差异，造成了两国非常不同的发展道路。 18世纪中叶英法七年战争法国的失败，是国家目标选择的失败。 英国只有一个目标，即海洋霸权，英国不想在欧洲大陆称霸，而法国却有两个目标，既想在欧洲大陆称霸又想在海外夺取和维持殖民地。 20世纪下半叶，美国有两大国家目标，一是与苏联争霸，二是开拓「高边疆」。 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太空霸权」将是美国的目标。
9. 国家扩张极限论——在存在「交换关系」的人群中，企业是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产物，而在存在「支配关系」的人群中，国家是使一个地域中「支配费用」最小 化的产物。 同一民族、同一语言、同一宗教或意识形态，同一生活方式以及健全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都有助于在一个地域中减少「支配费用」。 国家愈大，支配费用愈大，这是国家不能无限扩张的原因。 当支配费用超过中央政府支付能力时，当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改善时，国家就面临着动乱、分裂、解体的危险。 国家从重商主义政策向自由贸易政策的转变，节省了国家的支配费用。在人类史上，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不平等的区域经济联合或一体化，这节省了宗主国维持殖民地的支配费用。 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兴起，可以看作在一个个区域内进一步节省支配费用的结果。 自由贸易是旧殖民体系崩溃的重要因素，也是未来世界武力争霸终结的重要因素。
10. 全球11大板块理论——区域联合或区域一国化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将形成11大「板块」，即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澳洲、撒哈拉以南非洲、 阿拉伯、美加、拉丁美洲板块。 在11大「板块」间，也许存在若干「小国碎粒」，如阿拉伯板块边缘的以色列，北美美加板块边缘的魁北克。 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国际公民社会都不会产生「板块作用力」，不会改变只有国家才能作的「板块运动」的现象。 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可以消除内战，使「国家板块」成为「和平区」，同样，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地区板块」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战争，「地区板块」也能成为「和平区」 。 板块与文明的区别是，文明不是行为体，国家板块是行为体，超国家的地区板块也会发展为行为体。 一种文明可以分为两个或多个板块，而一个板块通常是一种文明 。 由于儒家文明的「仁爱」、「中庸」、「包容」精神，儒家文明可以成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印度文明和佛教文明诸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
11. 在全球形成十一大板块的情况下，中国将要面对「太平洋五大板块」，即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东南亚板块。 21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美国享有全球霸权的世纪，也是中国崛起和印度进入强国行列的世纪。 中国崛起三大因素是：(一)市场经济的规范化；(二)中国的和平统一；(三)民主政治的确立。 中国的和平统一，其前提是首先正视「台海两岸存在两个政府」的现实。 中国和平统一，联邦制是一可行选择。 为了推进和平统一，两岸要实行「两和政策」，即北京对台「和平融合」，台湾对大陆推动「和平演变」。 对中国来说，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的友好合作应当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中国和平统一后，中美之间不再存在台湾问题，两国友好合作不存在障碍。 中国和平统一后，钓鱼岛问题浮上台面。
12. 大国争霸的四个时代。 这四个时代是：「地中海争霸时代」、「大西洋争霸时代」、「太平洋争霸时代」和「太空争霸时代」。 21世纪开始，经济全球化不会消除大国之间的界限，也不会使五千年来的国家争霸史停止下来，21世纪将使大国争霸进入「太平洋时代」。 美国、中国、日本、东盟共同体、澳大利亚和巴西将成为太平洋时代的争霸大国。 与以往依靠武力夺取殖民地的争霸不同，太平洋时代的争霸将会采取新形式。 在「太平洋争霸时代」尚未结束时，「太空争霸」将日益激烈。 在第三千纪——即公元后第三个一千年，随着太平洋争霸时代的过去，大国争霸将进入第四个时代——「太空争霸时代」。 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四大任务，一是永摒战争，二是文明对话，三是走向太空，四是开发海洋。 在人类走向太空的21世纪，更要注意开发一个离我们最近的一颗「行星」。 这颗行星，相当于五个火星表面的面积，这就是我们地球的海洋。

在写作《霸权论》期间，2005年8月9日，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中日东海分界在冲绳海槽中线》一文。9月1日，香港《前哨》刊登了《『冲绳海槽』是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分界》。《霸权论》第3章《国界与边界的变动》第9节就《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分界》作了系统论述。

「琉球群岛东西两侧都有很深的海沟，东侧是琉球海沟(Ryukyu Trench)，西侧就是冲绳海槽(Okinawa Trough)。东海平均深度为370米，『冲绳海槽』(黑水沟)深 2700余米，有的地方深2900多米。东海被『冲绳海槽』分割为两部分。十分明显，日本琉球群岛的岛架从西向东算，怎么也不能跨越2700余米的冲绳海槽。中 日东海专属经济区的划界，与瑞士、德国、奥地利之间博登湖的划界不同，前者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条款中有明文规定，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 77条、81条以及第57条等条款，日本的『海岸线中间线』原则，对有大陆架和海沟(冲绳海槽)的东海是不适用的。在中日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上，中 日两国在『行为模式』上有明显区别。日本把它单方面提出的『中间线』作分界，无视中国提出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不断越过『冲绳海槽』，在『冲绳海 槽』中间一侧进行军事活动，而中国虽然不承认日本的所谓『中间线』，除民间保钓组织和渔船外，中国『为避免冲突』，中国的海军舰艇极少越过所谓『中间线』，在 中国自己确认的『大陆架自然延伸』的海面上巡逻。中国不承认日方的所谓『日中两国海岸线的中间线』，但在行动中没有无视这条非法的『中间线』的存在。过去， 中国对中俄边界分歧，也采取了同一行为模式，这被一些日本人认为中国软弱可欺。」

「中国应当出版中国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详细地图，出版有关渤海、黄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及其岛屿的详细地图，出版钓鱼岛地图，而且要出版海底地形地貌图，要让 人们一眼可以看出，东海大陆架延伸到何处。日本的所谓『中间线』完完全全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在冲绳海槽(『黑水沟』)中国一侧的海面上。中国既然按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定应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专属经济区』，中国就应当在本国出版的海洋地图上正式标出中国认定的东海专属经济区暂定分界线。如果今后中日 两国和平协商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有所改动，到时候再公布新的分界线。」

（【注】严家祺：《霸权论》第99-101页，Thinker出版社，香港，2006年9月）

取消专属经济区的设置

从第3千纪开发海洋和全人类利益来看，在未来，有必要取消专属经济区的设置。2016年9月香港《前哨》刊登了我写的《南海争端的全球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专属经济区设置的三大弊端。

「全球海洋面积是3.61亿平方公里，陆地面积是1.49亿平方公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全球所有沿海国的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为1.39亿平方公里。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专属经济区面积最大的6个国家是，美国、法国、澳大利亚、俄国、英国和新西兰。其中美国为1224万平方公里，法国为1103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为85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为809万平方公里，英国为680万平方公里。 中国与日本之间、与越南、菲律宾等国之间在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问题上存在争端。中国的无争议专属经济区有91万平方公里，如果加上中国要求的、有争议的专属区，总面积将超过300万平方公里。「 在我们地球上，海洋底部有大片平地，也有丛山峻岭和深沟峡谷，露出海平面的就是大陆、岛屿和礁石，海洋和海底有丰富的矿物资源和生物资源，沿海大陆架的资源更多。1945年，美国在沿海发现了石油，美国发

表《大陆架公告》，宣布美国对邻接美国海岸公海下的大陆架和海床的天然资源拥有管辖权和控制权。当一些沿海国效法美国时，智利和秘鲁发现邻接本国的海岸公海下没有大陆架，而是垂直的悬崖绝壁。既然没有大陆架，智利和秘鲁就希望争得与大陆架一样宽的对海域的权利。1952年，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关于领海的圣地亚哥宣言》中宣布，它们对其沿海宽至200海里的海域拥有专属的主权和管辖权。但是，专属经济区概念的形成和提出是在1972年。1972年8月，肯尼亚向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提交了《关于专属经济区概念的条款和草案》，规定200海里为专属经济区的最大宽度。1973年，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过宣言，宣布沿海国家在其领海以外，有权划定专属经济区，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全球110多个沿海国家中，有80多个国家，大多数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同意非洲国家政府首脑会议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

「正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没有考虑沿海国之间各种不同地理位置关系和海底状况情况下，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按公约规定，美国、英国、法国等六国，可以占有54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是世界各国专属经济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传统的国际法上，公海是指『不包括在一国领海或内水内的全部海域』，美国今天还是这一主张。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专属经济区和群岛水域的概念，因而公海的范围缩小到『适用于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的全部海域』。美国不同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把海洋分为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美国认为『专属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

「专属经济区的设置使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享有一系列主权权利，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仍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其他符合国际法的用途。

「 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接受后，在专属经济区问题上，产生了三大弊端。

「一是全球公海面积缩小了三分之一。公海、国际空域、太空（外层空间）不是某一国的“财富”，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全球化尽管在早期会加深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差异，从长远看，全球化会有利于全球发展，是第3千纪的大趋势。

「二是专属经济区的规定有利于6个有长海岸线和大洋岛屿的国家，而不利于内陆国，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一个不公正规定。法国在欧洲的领土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的面积是法国领土的20倍，而奥地利、阿富汗、蒙古、赞比亚、玻利维亚等内陆国，没有领海，更没有专属经济区。许多内陆国感到，这样瓜分三分之一的公海，对内陆国尤其不公平。当中国菲律宾为黄岩岛的归属和专属经济区争吵不休时，中国菲律宾都没有注意到，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面积是476.7万平方公里，南海九段线内的海域面积是210万平方公里，还不到法国的波利尼西亚专属经济区的一半。

「三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划分专属经济区而争吵不休。波罗的海争端，现在已经得到较好解决，但爱琴海、黑海、阿拉伯海、波斯湾、鄂霍次克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海域仍然存在着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争端。」（严家祺：《南海争端的全球观》，香港《前哨》2016年9月号）

主权与主权权利

中国大陆的一些当权者，声言「南海主权属于中国」。南海是「南中国海」的简称，说「南海主权属于中国」，就像说「日本海主权属于日本」、「印度洋主权属于印度」一样荒唐。

中国大陆的媒体经常说，“中国南海”与“南中国海”有不同，“中国南海”是指“九段线内的南中国海”。正这是这一说法，成了海牙仲裁庭7月12日裁决的“理由”，裁决说“九段线”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主权（sovereignty）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一个国家对领土、大陆架 （陆地）、领海（12海里）、领空（领土与领海的上空）享有主权。主權權利是近代從國際海洋法所發展出之概念。其最早可追溯至《大陆架公約》（1958）第2條第1、2、3款規定。“沿海國為探測大陆架及開發其天然資源之目的，對大陆架行使主權權利。”对领海以外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不享有主权，而只是对200海里海域内的资源等享有“主权权利”。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沿海国规定了一系列主权权利，如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以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利用海水、海流和风力发电的权利；对建造和使用人工岛屿、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环保的管辖权。【注】

【注】     关于主权、主权分割、国家权力、主权权利、主权与人权关系问题，《霸权论》用一章篇幅作了分析和阐述，请见《霸权论》第6章。 

§ 41    从人性分析政治

在美国，基督教教会的活动遍及每一个地方，基督教徒友好的态度，请那些不信教的人参加他们的活动，使人们乐意参加。到纽约後的第二年，1995年1月底，我与高皋乘长途汽车，从纽约到华盛顿，参加了2月2日举行的总统早餐祈祷会。这一天，见到了在北京认识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Carol Lee Harmrin女士，见到了杨建利、张百笠、曹长青、薛明德、叶宁、熊焱、倪育贤、张伟、苏百达、苏文峰、郑期英、曹三强、杨月清等许多基督徒和早认识的朋友。

跨千纪的对话

2000年12月31日，是第2千纪的最後一天，三位基督教牧师赵天恩、洪予健和李万宾来到布鲁克林我家。2001年1月1日是第3千纪的第一天。在这「两个千纪」千年一遇的时刻，赵天恩牧师来我家传播福音，我们听到的福音就是「天恩」。

2000年8月下旬，赵天恩牧师在洛杉矶附近的Pasadena主持召开了一次「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未来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在会上，我作了《上帝与神州中国》的发言。我说有两条途径可以感知上帝，一条是「外在感知」，通过教会、阅读《圣经》认识、感知上帝；另一条是「内在感知」的途径，这就是一个人通过他人生道路上作出一个又一个选择、一個又一個決定感知上帝存在的途徑。對許多人來說，即使不熟悉迦南、西奈山、加利利海、保羅，也可以通過「內在感知」的途徑成為上帝、基督的信仰者。「上帝對追尋和榮耀他的人，最大的恩典，是使人內心充滿光明。」我相信神的存在，同时，我也坚信科学的力量。神给我们理性，也是为了我们去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不同人的理性有高有低，同一人的精神境界在不同时期也会有高有低，神是最高理性，是精神进化的顶峰。传播基督教，有助于全人类精神的进化。

赵天恩是《当代基督教发展史》的作者，知识渊博，有亲和力，他来到我家传播福音，就像谈家常。 商人之间、政客之间的谈话比较短促，朋友之间的谈话也会停息，只有福音的传播永远不会终止。 赵天恩传播福音，我们听到的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好消息」。 我不是基督徒，但相信神的存在，也就是相信世界上存在真理、正义和通往光明的道路。 三位基督教牧师的来访，使我意识到，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谈上帝，这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教会。 第3千纪第一天，在纽约我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家庭教会」。

司徒巨勋、俞敬群是纽约华人社区两位待人友善、受人尊敬的牧师。 我也常与他们见面，听他们布道和参加教会活动。 在哥伦比亚大学时认识的李灵，他后来在洛杉矶从事基督教神学的研究工作，知识渊博。 我们多次向他请教哲学和基督教问题，受到李灵很多教益。

我参加基督教会的活动，与参加海外民运的活动，尤其是1993年海外民运的大分裂，使我感受到，政治人物与宗教教徒在行为方式上大不相同。政治人物对有限资源的竞争，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攻击性，往往超过常人，我觉得这是一种动物性，而基督徒信仰的神，与普通人的区别是，神是真理、正义、完美，没有丝毫动物性。在中国，我对政治学的研究局限在比较政治制度方面，流亡国外，我感受到了基督教、佛教的精神和直接的民运圈子内的政治，体会到了国与国关系中的政治，我决定要从分析人性开始，研究政治。

图41·5】1994年，在写《从人性分析政治》前後，刘凯申、严家祺、张伟国等为《中国人权学术研讨会》 起草的《中国人权99条》，刊登在纽约《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上

从人性分析政治      

1996年6月15日，基督教的《海外校园》杂志在曼哈顿召开《神与人之间》的讨论会，方维强主持会议，参加者有李灵、白梦、兰标连、王晓明、黄静蓉等人。我在会上作了发言。10月出版的《海外校园》杂志记录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我在这次会议上谈到，有自由意志的社会群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动物群体，二是人类群体，三是可以自由、独立行动的人造物群体。我说：「这些群体的每一个个体在自由行动时，要作出决定。动物在作出决定时，神完全不介入。人在作决定时，如果这一决定不影响到其他人，也就是说不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作这种决定，神也不介入。当人在涉及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作决定时，在各种选择中，有一种最好的决定，这种决定，就是神的决定。特别是在一个人利益和良心发生冲突时，如何作出决定，这时，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神告诉你如何作出决定。人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作决定，神就在你身边显现出来。人和神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决定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有神的决定绝对正确。神的存在，是通过人的一个又一个决定表现出来的。当一个人为了实现某一目的，不择手段地付诸行动时，就是说，这个人在决定时，没有听神的指导。狼群中每一个狼的决定（如何行动的决定），都没有神的指引。人类社会的某一群体没有一个人听神的指示时，这一人的群体也就是狼群，17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描写了这种『无神论者』群体。」「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和中国本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都是这些国家成长期的『叛逆期』，只相信『理性』来作决定，实际上就是拒绝神的指引。」

§42    普遍进化论

在北京，我的第2社圈主要是社科院的同事、以往的同学和熟人，在巴黎，没有同学、没有同事、很少熟人，民运圈成了我的第2社圈。当我来到纽约，第2社圈又发生了变化，由于1993年的民运大分裂，纽约不像巴黎一样，有一个「民阵」的圈子，除了纪念六四，加上我住在远离法拉盛的布鲁克林，我较少参与纽约的民运聚会。我不信宗教，但基督徒、耶和华见证会教徒、佛教徒，他们友好热情的态度，使我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了解到宗教有着科学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力量。这也是我对比较宗教、对儒家、对意识形态的作用，有了感性的认识，使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扩大到这些领域。 加上在写作《霸权论》的过程中，由于对「自主行为」的研究，引发了我研究「有生命的自主行为体」的兴趣，并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生命起源、动物起源、嘴的起源、脑的起源、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的起源问题。我特别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地球上产生能够产生有生命的物体——生命体？为什么生命体中会产生出一种能够自主运动的、能够运动的物体——动物？为什么又产生有高度理性的人？

自主行为，在没有其他自主行为体阻挡的情况下，就是绝对自由。在动物社会中，老虎和狮子可以称霸动物社会。《霸权论》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是自主行为体，但国家不是人，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而是具有人类理性的一种动物社会。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动物性，就需要研究「一个国家是怎样随着这个国家内的人群的社会制度变化，国家行为是怎样变化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社会进化」问题，《霸权论》出版後，从2006年到2009年三年多的时间中，我在继续撰写有关中国政治评论的同时，开始系统研究「社会进化」和「精神进化」问题，写作《广义进化论》。由于《广义进化论》是一学科的名称，我把书名定为《普遍进化论》。

《普遍进化论》2009年在纽约由何频的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心因」是「规范世界」。其他「心因」还有「能量梯度」、「迭代演化」、「目的环境」、「活环境」、「宣告体系」、「变尺度时空观」、「缩时镜」、「进化的非历史观」等。

人性包含动物性、人类理性和神性

写作《普遍进化论》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阐述普遍人性，——人性包含动物性、人类理性和神性三种因素。神是大爱，神性是至真、至善、至美。神无所不在，神创造环境，神性中没有人的情绪，没有恩怨、没有情仇、不会嫉妒、不会哀愁。神是真理、道路、生命，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说，人的神性，就是人按神的指引前进，追求真善美和爱。有些动物没有脑，有脑的动物有不同程度的理性，人类的理性高于一切动物，这就是人类理性。动物性是相对与植物性来说的，一种动物只有一种动物性，而一个人可以有一种或多种动物的动物性。人性三要素比重，对不同人来说，互不相同。

2006年11月，《前哨》月刊刊登了我写的《「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 》一文。「大人物」的动物性比普通人多。「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这句話出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87年4月3日给蒙代尓•克里埃顿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顿勋爵在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紧接着的一句却往往被删去。这兩句连在一起的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文章接着说： 「按我的理解，阿克顿勋爵所谓的『大人物』，是指追求权力或追求绝对权力，并成为『大人物』的那些人來說的。那些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如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爱迪生、莎士比亚、曹雪芹、托尔斯泰、达•芬奇、莫扎特，是『大人物』，而且是『伟人』，当然不是『坏人』。就是追求权力的人物，如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如华盛顿、杰斐逊、孙中山、甘地，也是『大人物』，我认为，他们属于阿克顿勋爵所說的『almost』的例外。他们同样是『伟人』，而不是『坏人』。然而，阿克顿勋爵认为，追求权力并成为『大人物』的那些人通常总是『坏人』。」

在评论一个人品格和行为特征时，往往要提及这个人的优点、缺点、弱点和智商的高低。事实上，人的优点，如能够转动盖紧瓶盖、会发明创造、精益求精、追求完美，是动物没有的，人的缺点和弱点，就是动物性。动物中的章鱼的触角，有转动能力，能够转动打开瓶盖，但不能转动盖紧瓶盖，更不能创造发明，不能使动物社会愈来愈进步。白蚁社会永远暗无天日，虎狼社会永远充满残杀。人与动物相比，人既具有动物性，又具有神性。人类动物性、理性和神性的这三重性，就是普遍人性，是理解人类情感和理性并存的根源、理解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发明的根源、理解社会永远存在缺陷、灾难和同时人类社会能够不断进步的根源。

《普遍进化论》有一半的篇幅，谈论科学、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在北京我很少接触宗教教徒。傅乐安是我在社科院认识的一位基督徒，他是阿奎那·托马斯专家，我虽然认他为好友，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偏见，哲学所的同事几乎都把他视为落後分子。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几乎都是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研究宗教的。到巴黎和纽约，我遇到了许多佛教徒、佛教居士、基督徒、耶和華见证人。佛教徒并不拉人信教，而基督徒和耶和華见证人，他们个个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怀着传教的满腔热忱，要把人「拉进」教会。特别是耶和華见证人，他们每月都主动「家访」传教。我对宗教的认识，就是与多种教会的教徒的接触中得来的。

在欧洲和美国，我还会见了葛培理牧师、星云大师、林云大师、达赖喇嘛、许牧世这些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与他们进行了对话和交谈，参加了基督教会多次活动，在纽约参观了耶和华见证会总部。在美国，在一些教会活动中，我也听到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各种传闻。赵天恩牧师曾送我一本《迦南诗选》，这是河南一个没有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农村女孩晓云（吕小敏）在经常的家庭教会聚会中，一首首旋律和歌词在她心中响起，由她的灵感创作的565首诗歌。有一首歌的歌词是：

「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

哪怕只剩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

中国啊！有多少海外赤子，为你哭泣，

站在大洋彼岸，时时把你装在心里。」

除了晓云外，中国农村家庭教会聚会时，还有许多「圣歌」的歌词是自己创作的：

「小草永远不会抱怨土地的贫瘠，

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

河流也不会抱怨群山的高丛，

绕流急行也要把土地滋润。」

「黑暗的地方需要光明，

争战的时候需要和平。」

另一首歌对「神」说：

「只有你让我活着像人，

只有你让我活得有价值。」

当看到许多「无助的人」聚在一起高唱这些「圣歌」时，我被深深感动了，似乎也看见了「神」，感受到「神」的崇高伟大。在参加教会的活动中，我愈来愈感受到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巨大的作用，感受到宗教中包含的一种天地正气，了解到有宗教信仰的人，与无神论者相比，他们更有爱心、更乐以助人，在社会行为上，更有「自律性」。我也了解到，宗教之间的区分，远高于种族、民族、国家的区分和语言的不同。

我在了解佛教、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发现宗教和形形色色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把这些实际体验与对「比较宗教」的研究相结合，我在纽约明镜出版的《普遍进化论》一书中，以进化论观点分析了人类道德、宗教和意识形态的起源问题。

在写《普遍进化论》过程中，我阅读了威尔逊（E·0·Wilson）《契合》一书。 用现代脑科学的知识，可以说明基督教「原罪」的起源、说明人性、说明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爱的需要。 进化不仅仅是生物的进化，而且包括社会进化和精神进化。 现代进化论，已经建立在基因学说和脑科学基础上了。 如果不赞成进化论才能成为基督徒，我怎么能违背自己内心的信念，成为一个反对在基因学说和脑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进化论的基督徒呢？ 我如果不忠诚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我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 2000年，在洛杉矶附近的Pasadena一次基督教会的聚会上，赵天恩牧师为几个人洗礼后，走到我身边，用手按按住我的头，问道：「我可以为你祈祷吗？」我 表示可以，他把双手架在我肩上，为我祈祷【图42·4】。 他说了很多话后问我：「你要成为基督徒吗？」我面对大家，按我内心的想法说，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想加入基督教会。 那一天，使我惊奇的是，几位基督徒用「革命样板戏」唱了多首圣歌。

我认同基督、《圣经》对人生道路的指引，但我不能接受基督教反对「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基督教的「神」并没有对人类的具体科学理论发表意见。科学是一种面对事实、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体系，进化论就是这样的一种体系。我是一位「普遍进化论者」，不仅知道分子会进化、生物会进化，而且相信社会进化、精神进化。从专制到民主、从落后到文明，从闭关自守到全球化，都是社会进化，而基督精神是人类精神进化的顶峰。我在谈话引用《圣经》时，有人就问我，你是基督徒吗？我总是回答，我是基督徒之友，不是基督徒。如果基督教有一個教會接受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精神进化这种「普遍进化」思想，不用《圣经》片言只语而用「圣灵」指引人，到那一天，我也会承认自己是基督徒。

动物社会的政治

2006年9月一天，保延昭和我在纽约42街的图书馆见到了威尔逊，请他在我的中文《论契合》书扉页上签名留念。威尔逊是蚂蚁专家，他的签名都画了一只蚂蚁【图41·6】。我读过威尔逊与霍德伯勒（Bert Holldobler） 的《蚂蚁·蚂蚁》一书，使我对蚂蚁社会有了初步了解，原来，在蚂蚁社会中，有冲突和合作、有战争和外交、有共生和寄生、有农业和牧业、有政治和阶级。

【图42·6】2006年9月14日E·O·威尔逊在纽约图书馆与严家祺合影，当时，严家祺没有找到凳子是蹲在威尔逊前照的 。（右图）《论契合》的扉页，一个蚂蚁是威尔逊为严家祺存书扉页上的签名 。

威尔逊在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一书，这本书并没有提出新的进化理论，而是一本研究有组成社会能力的生物的「社会学」，对认识「人类社会」，有启示作用。

人类是单一的物种。世世代代所有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有一样的脑结构和一样的人性。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不会改变人性，人类以往罪恶和荒唐，都会在新一代人中重新发生。只有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才可能有效地限制人性中的「恶」的同时，使人性中「善」发扬光大。人性中「至善」，就是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

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政治制度——古埃及的法老制度，是最早的专制制度，产生于公元前31世纪，距今5000多年。在中国，从夏商周以来，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据的王朝，首领或首脑的权力不受限制，臣民的权利不受保障，也是专制制度。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把「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在广阔的地域中统一实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

从生物学和考古学角度看，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的起源，不应当只从古代埃及的法老时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远古文明中去寻找，而应当首先从公元前50000世纪——距今500万年前以来的「前人类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非制度化」政治中去寻找。「前人类时代」的政治是「动物政治」。政治并不是人类独有的，白蚁、蚂蚁、狼、黑猩猩社会都有政治。美国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写过一本书，专门谈「黑猩猩的政治」。凡是有权力和地位争夺的社群就有政治。一个国家内部、国际社会有政治，一个家族、一个「办公室」内部的成员之间，为了争夺微不足道的权力和地位，也有政治。蚂蚁、狼、黑猩猩「团伙」内部同样有政治。

动物有社群行为、领域行为、迁徙行为等行为。动物为了生存，就需要各种资源。动物占有一定的区域或空间，不允许其他动物侵入，而动物在这一区域或空间中，能方便获得它所需要的资源。动物占有并保卫这样的区域或空间的行为，就是动物的「领域行为」。动物第一次建立自己的领域的时候，往往会发生与其它动物的接触和战斗，领域一旦建立，就可以靠「声音显示」、「行为显示」、「化学显示」来保卫领域。鸟类的歌声、鸣叫可以起保卫领域的作用。

对某些动物物种来说，当他们集群时，或被安放在同一「领域」中，会形成一定的「攻击—顺从」关系。社群内部不同个体因而在获得食物、异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顺序，这就是「优势顺序」。当我们把一只鸡放进长时间在一起的鸡群时，就会遭到连续几天的攻击，或者它战胜鸡群的每一只鸡，或者在遭受轮番折磨後屈从最低下的地位。在监狱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爱德华•威尔逊在《社会生物学》中说，优势顺序「较为普遍的形式是多重等级，地位最高的个体统治所有其他动物，次高的个体统治除了最高以外的其他动物，最末的一个个体处在最底层，其存在完全仰赖于它上级的让步。」

爱德华•威尔逊说，「优势顺序」也可以称为「优势等级系统」或「社会等级系统」，「专制是其最简单的形式：一个个体统治类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员，而从属者中全无等级可言。」「等级系统的网络有时被一些三角要素或其他环状要素而复杂化，但这样一些排列顺序较专制和线性顺序更缺少稳定性。」所谓「三角要素」或「环状要素」是指A服从B，B服从C，C服从A。这种「社会等级系统」不仅在鸡群中存在，在狒狒、猩猩、黑猩猩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黑猩猩打猎大型动物时，在彼此合作和运用智力的过程中，形成了「首领制」。黑猩猩群体中存在权力、性、倾慕、支持、偏狭、敌对各种关系。领头的雄黑猩猩处于最高等级，别的黑猩猩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就会主动去梳理他的体毛。在梳理前，先发出哼哼声、向头领鞠躬。但领头的雄黑猩猩不梳理别人。黑猩猩群体中存在权力斗争，企图推翻现有秩序的黑猩猩，会在领头黑猩猩面前表现得很恭敬，同时秘密地与其他黑猩猩结盟。结盟的办法是梳理雌性并同她们的幼崽玩耍。对黑猩猩群体来说，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统治形式。（【注】E·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第13章《优势系统》，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

现代人是从远古人类经过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进化而来的。有些动物也有语言，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是，人类的语言中包含有无法遗传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说话。直到十万年前，才形成了现代人种的大脑解剖结构——能产生、存储、重组复杂「心因」的大脑。从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从公元前50000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都沿袭了黑猩猩式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 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专制体制。

动物不能改造自然环境和自身的社会环境，而人类能够改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在一部分地区——古代希腊罗马，用自己智慧和创造力，创造了不同于专制体制的政治组织形式，但在另一些地区——古代埃及、古代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始终存在着阻止改造社会环境的力量，始终维持着50000个世纪以来的专制体制——权力不受限制的「首领制」。这是人类史上一些地区最没有创造的一个领域，如果说有创造，只是使动物的专制政治披上了人类在不同时代的华丽外衣——有愈来愈严密、愈来愈复杂的社会控制手段，但专制政治的本质——从「攻击—顺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最简单的统治形式，没有丝毫变化。

人类的专制政治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国家形成前和国家形成初期，是没有「制度化」的。专制政治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对固定的地区定居，二是这群人之间存在一相对固定的等级秩序。专制政治下的权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权力的约束。专制政治的核心是，这种等级秩序中存在一个权力不受其他成员限制的「最高权力中心」。这个「最高权力中心」通常是一个人，有时也可以是几个人。

在专制政治下，权力愈大，受的约束愈少。权力会增加人的动物性。君主专制国家的宫廷、极权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实际上就是猛兽社会。对动物来说，「优势等级」，就是食物、巢地、栖息地、交配机会的优先权以及受到恭维。看一看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中世纪教廷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吧，看一看那些首脑——皇帝、国王、哈里发、沙皇、教皇吧，可以說，不顧一切追求权力使人丧失人性，追求绝对权力使人绝对丧失人性，且不说他们压迫人民、用酷刑对待政敌，他们的「性行为」也与动物一样。在50000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领头动物或首脑人物，在和平状态下都要有「身份标志」。雄性领头恒河猴的「身份标志」是：抬着头、睾丸下垂、步伐缓慢。人们不知道的是，作为首脑的人，在捡阅仪仗队时，他们的行为模式与领头恒河猴是一样的，不过多穿了一件衣服。

E·O •威尔逊在谈到从动物到人类脑的进化时说：「人类的大脑有着四亿年试错的痕迹，通过化石记录和分子同源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四亿年间从鱼类到两栖动物、到爬行动物、到原始哺乳动物、再到我们直接的灵长类祖先的连续历史。在上述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类的大脑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从而具有了语言和文化。」（【注】 E•O•威尔逊：《论契合》，第152页，田洺译，三联书店2002年。）威尔逊使我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头骨中，装了一个「动物脑」、在「动物脑」外又装了一层石器时代的人的大脑。人类社会不论怎么发展，我们人类的本性都与这个「动物脑」、石器时代的人脑有关。威尔逊在谈到道德起源时说：「旧石器时期的平等主义和部落主义本能仍然在起来着很大作用。它们作为人性遗传基础的组成部分并不能被取代。」我也确信，人类大脑中包含的「动物脑」，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原罪」的根源。

我在写《首脑论》时，就一直研究人的本性，现在知道，人的知识、修养、地位、权力，都不能改变人的本性，只是人的理性和良心，对不同人的行为有不同的约束而已。当一个社会制度，不能约束大权在握的人时，权力就必然扩大人的「动物性」。动物社会最简单的结构，就是一个「个体」称王称霸的结构。

就是在威尔逊这一看法的启发下，我在《普遍进化论》中，创造了一个「心因」——「活环境」。用这个「心因」来解释脑的进化、道德、宗教、意识形态、科学的起源、解释地球上不同地区文明的起源。当动物聚集在一起时，对每个动物个体來說，其它动物就是它的「活环境」。成团飞舞的蚊子、盘旋天空的蝗虫、受围攻而形成的鱼球群对每个个体来說，「活环境」并不复杂，这些群体内部并无结构。蚂蚁、白蚁、蜜蜂的「活环境」就复杂一些，形成了一定的内部结构。狼群、狒狒群、猴群、黑猩猩群的内部结构更复杂，每一个生活在人类群体中的「个人」，他所面临的环境就远比黑猩猩复杂得多了。在大河流域，如尼罗河、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流域，形成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这些文明社会的结构，都与动物社会类似，是一个「个体」称王称霸的文明——专制政治下的文明。而希腊的海洋环境，孕育了民主政治。

在蚂蚁社会中，有蚁后、工蚁、军蚁之分。蚂蚁个体之间为了争夺优势地位，会发生一对一的比试行为，从而造成阶层转移。为了争夺地盘和食物，经常发生战争。激烈的战争会把对方全部杀光、吃掉。有的蚂蚁还会评估敌人力量，决定战斗还是投降。蚂蚁也从事农牧业，如培育真菌、放牧蚜虫。

蜜蜂类绝大多数营独居生活，少数营社会性生活。营社会性生活的蜜蜂种类有意蜂、中蜂、熊蜂屬、无刺蜂屬、麦蜂屬等。在这些社会性蜜蜂中，一个社群有一只蜂王、少数雄蜂、几千至几万只工蜂。工蜂有多种多样分工，各司其职，相互间通过「圆舞」、「摇摆舞」 等「舞蹈语言」通讯联系。

白蚁的生活习性与蚂蚁相似，形态特征与蚂蚁明显不同，接近蟑螂。在社会规则的严格程度上，白蚁社会看起來比蚂蚁、蜜蜂更为严苛残酷。摩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Ｍaeterlinck，1862—1949）是比利时的昆虫博物学家，他在《白蚁的生活》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白蚁的社会形态。他說，白蚁要非常严格地遵守三个誓言，清贫、顺从、纯洁。为达到「纯洁」的目标，有些白蚁会主动除去自己的生殖器。拒绝工作的工蚁或逃避战斗的兵蚁，会被放逐，或被同胞当场处死，然后被吃掉。面对外来的攻击，白蚁内部的警报也会象野火燎原般地迅速传开，它们会维持秩序，作好防卫。

蚂蚁、白蚁、蜜蜂等昆虫的社会个体数量十分庞大，它们的群体行为是高度协调的，无须依靠群体订立规则和强制來维持统一和协调的行动。然而，人类以外社会性的哺乳动物，就不易形成蚂蚁、白蚁、蜜蜂那样的巨大群体。这些哺乳动物脑的发展和智力的增长，使它们的「个体性」更明显，更有明确的自我利益，因而，对每一个「个体」來說，它的「活环境」就比蚂蚁、白蚁、蜜蜂等昆虫复杂。人类因具有高度的理性和不同的目的性，可以形成数量大小、结构十分不同的社群。每一个人的「活环境」还因社群中的人的形形色色的「个人目的」而变得复杂起來。

意识使动物和人在处理信息时带有目的性，意识是有目的的使用动物和人躯体内外信息以及脑中记忆库中的信息的「信息加工过程」。由于「目的」介入信息处理过程，脑输出的信息与输入的信息之间就不是本能式的「刺激——反应」关系了。

人际关系远比动物之间的关系复杂得多。 「爱」是人际关系最简单的模型，但人的动物性使人与人之间有「爱恨情仇」，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正是人脑进化的首要动力。 脑的进化与「活环境」的复杂化密切相关，人脑演化的首要目标不是为了面对「物理环境」，不是为了读书、也不是为了研究、绘画、发明、制造工具，而是为了防御野兽 的侵害、防备和对付他人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和权利的损害、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人与人能力上的区别不是体力强弱，而是一个人掌握的权力或财富造成的支配力大小的差别。 普通民众，有聪明和愚蠢之分，那些整天面对「物理环境」、面对机器设备的人士，面对异性、政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远远不是擅长处理「活环境」的聪明人 的对手。 所谓「君子怕小人、小人怕痞子、痞子怕『蛮不讲理』的人、『蛮不讲理』怕『不要命』」就是这个道理。

脑的产生和脑的复杂化使地球上出现了「文化进化」这样的现象。 「遗传进化」是通过「基因」中信息的「保存」和「变异」来实现的，而「文化进化」是与「脑」相联系的现象。 极大多数动物都没有改造环境的能力，脑的复杂化使一些动物——鸟类、河狸、黑猩猩具备了改造环境的能力。 非洲的厦鸟能集体建造房屋大小的「公寓」般的鸟巢，鸟巢中有数百个「小房间」。 河狸能建造数百米长的大坝。 黑猩猩能制造工具。 建造不同的鸟巢、开掘不同地道、制造不同的工具都是不同的「文化」。 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愈来愈强。 E•O•威尔逊说：「人类进化到更新世时，栖居的环境和大象、白蚁一样，但是，人类利用文化代替了部分环境。」「人类进化的独特性体现在将大部分环境确定 的事物转变成文化。因此，文化影响行为基因的方式就是构建一个特定的环境。」（【注】E•O•威尔逊：《论契合》，第236、235页，田洺译，三联书店2002 年。）

「目的环境」和「人工环境」

脑与基因都是「信息存贮器」。 脑中能够存贮的信息比基因中存贮的信息多得多。 人的每一个细胞内有46个染色体，每一个染色体有30亿个碱基对，基因中所存贮的信息量为46×30亿。 而人脑中有1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神经细胞有数百、数千个突触（平均以5000个计算）与其他神经细胞连接，脑能够个存贮的信息量为5000×1000亿 。 脑中包含的信息与基因中包含的信息相比，不仅多了数千倍，而且，通过脑内神经回路的重组可以改变、增删存贮在脑内的信息，通过语言文字可以在机体外传输 、保存原来在脑内的信息。 如果说，DNA相当于电脑的ROM（Read  only  memory），那么，可以说，脑就是具可变性的RAM（Random   Access  Memory）。 脑在地球上的产生就象电脑有了ROM必然产生RAM一样。 脑的产生和脑的复杂化——神经细胞数量、突触数量的增加、神经细胞联系方式的增加，大大增强了生物适应环境的能力。事实上，一些动物和人类主动地「改造环境」也是「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自然选择要经过数千、数万、数百万代、通过基因遗传，使生物获得适应环境的能力，而當一些动物和人类能具备复杂的「腦」時，无须修改基因中包含的信息，只要通过学习就可以修改「腦」中贮存的信息，就可以获得愈來愈强的「改造环境」的能力。當人类有「目的」地建造特定的「目的环境」时，不仅为可以创造形形色色的「人工物理环境」——从试管、化学反应器、高炉、高压仓，到房屋、空调居所、海底居所、航天站、乡村和城市，而且能够创造有各种人际关系的「人工社会环境」——社会团体、企业、军队、黑社会、专制社会、民主社会、人权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环境。人类还能利用「人工生命环境」——人工培养室、人工发育室，人造子宫，通过人工制造、创造形形色色新的生物物种。

「人工物理环境」、「人工社会环境」、「人工生命环境」、「目的环境」都是我在写作《普遍进化论》时形成的「心因」。

「人」是「目的环境」条件下的「催化剂」

我们生活中使用杯子、瓶子、锅和各种容器，已经习以为常。地球上有这些容器，是地球46亿年历史上最近的现象。

對一切生物和非生物「個體」來說，廣義的環境概念可分爲「自然環境」和「目的環境」。自然界中的化合物是不同物質原子分子在「自然環境」中偶然或隨機相遇形成的。在地球46億年的歷史上，要讓一些甲烷分子，氨分子，氢分子偶然或隨機相聚在一起，在有閃電的情况下，形成氨基酸分子，经歷了十餘億年漫長的時間。人爲的化學反應則是人有「目的」地制造「人工環境」的過程，这种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人工環境」可以称为「目的环境」。用人工的方法合成氨基酸，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人」制造「目的環境」大大加速了「自然環境」中的氨基酸分子形成過程，1952年，當米勒（Stanley L·Miller）在實驗室內用人工方法合成氨基酸時，當他把甲烷，氨，和氢混合在一起，放在一個密閉的容器中時，米勒就創造了一個「目的環境」。這一「目的環境」還包括米勒對密閉的容器反復放電過程。對甲烷分子來說，氨，氢分子的存在和電能就是環境。對氨分子來說，甲烷，氢分子和電能就是環境。人爲的化學反應是有「目的」地創造新環境——「目的環境」的過程。「人」制造「目的環境」大大加速了「自然環境」中的氨基酸分子形成過程，「人」這一因素起了「催化作用」 。所以，化学实验是人类为「分子」设计、创造的特殊环境的過程，而生物工程则是为生物大分子、为基因、为细胞设计、创造「目的环境」的工程。

當不同「個體」聚集在同一空間中時，不同「個體」就互爲環境。嚴格地說，「個體」与「環境」幷無绝對界限。在一個空間中，愈有「個體化」特徵的「個體」就會与其它缺乏「個體化」 特徵的「個體」區别開來，後者就成爲前者的環境。漫天的大雪、起伏的山地，汹涌的波浪，连绵的云彩缺乏「個體化」特徵，通常被視爲環境。不同的礦床、不同的山脈、不同的洋流，不同的颶風有明顯的「個體化」 特徵，可以被視爲「個體」。 由于礦床、山脈、洋流、颶風、病毒、細菌、各種物種的生物，有明顯的「个體化」 特徵，人們才会探討它們的起源問題。無生命的礦床的形成，需要一定的環境。前生命的物質—如核酸和類病毒的形成，也需要一定的環境。有生命的物質—原核细胞和真核细胞的形成，同樣需要一定的環境。

「化学合成」和「目的环境」

生物学中「生物进化」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有类似于「矿床形成」、「有机物的形成」、「复杂碳基大分子的形成」与「环境变化」关系的地方，不同之处是，矿物等无生命物质无须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而生物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生物的环境是动态的。对某一种物种的生物來說，「自然环境」并不一定适合它生长，生物依靠一代又一代的繁殖、依靠随机发生的和形成「生命耗散结构」的突变來适应环境，从而，造成生物的进化。当地球上产生了「人」以后，「人」只要完全按照适合某一种物种的生物萌发、生长的「自然環境」的严格要求，就可以「设计」出 特定的「目的环境」來。当按照「设计」去制造或建造特定的「目的環境」后，「人」就可以在短時間內使某种生物完成「自然環境」中億萬年按照「随机试错法」和形成「生命耗散结构」的突变而发生的进化的過程。当然，错误的设计不能达到目的。通过几次、几十次「有目的」的「改进试错法」，修改设计方案，这就大大地缩短了「无目的」的「随机试错法」 和 形成「生命耗散结构」的时间。

「人造生命」的三个条件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用化學合成方法，制造出了數以千萬種地球上從來沒有的化合物。化學合成方法事實上是爲多種化合物創造「目的環境」的過程。意大利威尼斯Protolife公司马克·贝多（Mark Bedau）說，创造「人造生命」，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培育「人造生命」的「容器」，即细胞膜，允许「人造生命」的细胞膜筛选出對生命有用的分子，爲细胞分裂提供营养。第二，要有一个基因系统，以控制细胞的功能，使细胞能根据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复制和变异。第三，要有一个新陈代谢系统，以从外界环境中吸收营养，提供生命所需的能量。这三个条件实际上就是爲「人造生命」设定一个「目的環境」。有一定環境就可以制造一定物質，環境及環境的改變可以按「目的」设計。所以，人類在地球上的出現，不僅能制造工具，建造房厦，而且能創造“目的環境”，利用物質的本性，讓不同物質的分子在“目的環境”條件下自行生成特定的化合物、高分子物质、形形色色的生物大分子物質。

2007年12月，美国马里兰州「人造染色体公司」凡特（J·Craig Venter）宣布，該公司已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全球第一个人造染色体」，「含有微生物维持生命和繁殖所需的所有指令」。现在已能把「天然染色体」植入一个细胞內产生新的活细胞，不要很久，人们将能在实验室中用「人造染色体」 植入一个细胞內制造出新的活细胞、并进一步制造出自然界中从未有过的「人造物种」來。在不遠的未來，人類也能利用基因科技在嬰兒誕生前，設計嬰兒的長相、體質以及性格、氣質、智力的先天部分。

「目的环境」和「物种设计」

地球上矿物的形成是无机界的进化现象，是一种自然的进化过程；人类的冶金、提炼、筛选过程是有“目的”的过程。前者在地球的自然环境中经过亿万年缓慢演化而成；后者在人的“目的环境”中快速形成人所需要的物质。化学实验中的「试管」和「容器」，化工、冶金、核工业生产中的「反应炉」、「蒸馏塔」、「高炉」、「核反应堆」都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目的环境」。对生物个体來說，生物个体的「自然环境」可以分为「物理环境」和「活环境」。分子进化不受「活环境」影响，进化的速度按不同分子有不同的规律性。动物的进化明显受到「活环境」影响，「活环境」愈复杂，进化的速度愈快。在自然环境中，生物由「自然选择」提供的反馈，使一物种通过「迭代演化」的方式，不断改进自己的内部结构、形体和性状，与人类按照「目的环境」的要求，进行「物种设计」，使所设计的物种能够在「目的环境」中生存、繁衍，是同一回事，不过，进化速度不同罢了。人類通过基因工程和重组体DNA技术，打破物种界限，把不同种类生物的遗传物质组合在一起，就是创造「目的环境」。在「目的环境」中，按照预定的「目的」，人为地设计自然界中从来没有的新物种、新的生命体。「目的环境」是一种「人为环境」，设置特定的「目的环境」，就可以「人造」出特定的生物。在一定意义上，「物种起源」问题是「存在不存在适合特定物种的环境」的问题，「物种进化」问题是「自然环境」和「活环境」的进化问题以及「目的环境」的选择问题。

道德是人类个体为了调整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宗教则是人类为了理解周围世界、为了探求生命意义而产生的。宗教是促使人性趨於完美的力量。（引自傅佩榮：《宗教的最佳面貌》，參見Huston  Smith:《人的宗教》，劉安雲譯，劉述先校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动物如果没有脑，談不上理解周围世界，有了脑，如果没有理解周围世界的需要，不会产生宗教。在动物世界中，不存在理解周围世界的需要，因而不会产生宗教。

• 四大进化

这样一种思路，使我看到，自然界划分为四大部分：

1. 非生物；
2. 生物；
3. 动物；
4. 人。

「狭义进化论」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月球上，至今没有发现生命的踪迹。地球的早期，也没有生命，从没有生命到出现生命，就是进化。就是没有生命的分子，从简单分子，到复杂分子，都有漫长的进化过程。写作《普遍进化论》，也是为了阐明四大进化——分子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精神进化现象中普遍的、统一的进化原理或理论。

在这四大进化过程中，生命的出现、性的出现、脑的出现、精神现象的出现是四个重大的关键。所以，《普遍进化论》用很大的篇幅阐述生命起源、性的起源、脑的起源、道德、宗教、意识形态和科学的起源。

生命起源的『能量梯度』假说        

《普遍进化论》探讨了生命的起源问题，提出了「生命起源的『能量梯度』假说」。「能量梯度」是一个新的「心因」。生命起源的『能量梯度』假说包含四个要点:

（1）生命是多种巨量大分子物质产生的耗散结构。

（2）  小分子液体物质形成六角形的蜂巢状的结构，需要持续输入一定大小的能量才能形成。多种巨量大分子物质产生的耗散结构，需要在特定环境（即保证某些分子聚集在一起的环境）下，输入某种有特别规则变化的能量—-带有『能量梯度』信息的能量。耗散结构并不是“随机组合”形成的结构，而是在输入带有『能量梯度』信息的能量的情况下形成的结构。

（3）原始生命中RNA长链的每一个环节，其形成需要不同大小的能量。正是海底热泉中存在各种温度差，因而存在特定的『能量梯度』，生命构件物质的组合，多种生物大分子的组合才能形成生命。

（4）生命起源的另一种可能是：“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蛋白质”早于RNA的产生。当带有『能量梯度』信息的能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大量聚集着多种氨基酸的空间区域”时，就会产生最早的生命形态——“有自我复制能力的蛋白质”。（【注】）

一个个体，如果内部不存在可以持续流动和变化的能量，这个个体，就没有生命。一块石头、一片塑料、内部没有『能量梯度』，这块石头、这片塑料，就没有生命。一个内部存储了能量的手机，它内部有能量流动、能够接受外部信息，所以，手机可以看作为「有感觉的非生命体」。机器人可以看作为   「有感觉、有主动行为能力的非生命体」。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模拟生命起源，将是研究生命起源问题的一条可行途径。

神是精神进化永不可企及的「顶峰」

基督徒认为神是真理、道路、生命。从「比较宗教学」来看，不同的宗教对神有不同的解说。从科学角度来看，神可以视为真善美和爱，视为最完美的规范，视为精神进化的永不可企及的「顶峰」。

当地球上出现生命後，从病毒、细菌到人类，生物来到世上，只有兩大任务，一是生存，二是繁殖。而生存归根到底是为了繁殖，把自己的基因更多地传播到后代。为了生存和繁殖，生物在亿万年的漫长时间中不断地改善自己的身体构造，使得能够更好地生存和繁殖。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任何事情要做。就是人类，也不例外。在使基因更多地传播到后代的「事业」中，人类的一切「事业」——从糊口谋生到从事科学、经济、政治、艺术，归根到底是为人类创造更好的生存和繁衍条件，但对人的个体來说，所有伟大的「事业」，没有一样比得上「性」來得直接。從猎人到科学家，從农夫到企业家，從工匠到艺术家，從游手好闲者到政治家，不论他们用什么样的「动听的說辞」、「伟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神圣的使命」來标榜自己，都是如此。不过，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不同是，人类能不断地、无限地改造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仅使人类个体、而且使人类群体，更好地生存、更好地繁衍下去。

当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时，我们也许没有想到，植物的花朵正是植物的「性」表现的顶峰。动物因为会运动，动物的「性」，就与追求、炫耀、显赫、花言巧语、甜言蜜语联系了起来。大权在握的人，当他炫耀“权势”的时候，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普通的动物行为，往往是为“性”的目的服务的。在「性」的問題上，人類不完全同于動物，似乎只有人類才能在「性」的基礎上發展出真正的「情」和「愛」。也許企鵝、鴛鴦也有「情」和「愛」，但只有人類的「愛 情」才能達到撼天動地的程度。

如果说，植物登峰造极的成果（花朵）表現在「性」上，那么，可以说，动物登峰造极的成果并不是「性」，而是「脑」。

动物出于寻觅食物和躲避被吃的需要，大脑愈來愈发展，人脑是迄今「脑的进化」的顶峰。由此产生了善于掩饰、伪装、居心叵测和充满想像力的人类，使金融充斥欺诈，使政治充斥阴谋，使科学技术驾驭自然，使文学、音樂、繪畫、舞蹈和人類創造的「虛擬世界」给人以无窮无尽的乐趣和享受，使神圣的信仰把人推上至高无上的、超越一切的境界。人类的大脑可以与「植物世界性器官的登峰造极的成果」——花朵相比拟，是动物世界登峰造极的成果。人类有了大脑，不知满足的人类还要用「花言巧语」、「甜言蜜语」攀登动物世界的「第二高峰」——征服象花儿一样美丽的异性同类，以繁殖自己更好的後代。人类有了大脑，还企图把自己的思想、歌声、形象、智慧尽可能地传播到全世界，并一代又一代地传播下去，这样，就出现了摩西、基督、释迦牟尼、孔子、穆罕默德和马丁·路德，出现了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莫扎特、达芬奇、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和永垂不朽的邓丽君，出现了科学、宗教和人类伟大的智慧传统。

「第三个世界」——「规范世界」

《普遍进化论》用「比较动物人类学」的观点来考察、分析人类社会中的宗教、意识形态、科学和各种「规范性观念」的产生和人类在精神领域中的进化现象。《普遍进化论》的哲学基础是「三个世界」理论。《普遍进化论》阐述了三个世界——物质世界、观念世界和规范世界的相互关系。

现实世界是由物质世界和所有人的互不相同的观念世界组成的。 人头脑中的观念，即使是梦境，幻觉，想象，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现实世界中与人脑相联系的现象。 物质世界中的存在﹐通过人的感觉﹑理智进入观念世界。 规范世界中的存在﹐有些可以借助于类比﹐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它们的存在﹐但规范世界中更多存在﹐如π和e （无限）精确值﹑各种可能的对称结构﹑各种可能的空间分布 ﹑各种可能的演化模式﹑各种分形图案（见【图41·12】）以至各种可能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蛋白质结构﹑病毒结构、各种可能的微生物、植物、动物物种形态﹑各种可能的建筑 物结构﹐只能通过人类的理智﹐进入观念世界。

【图42·12】各种分形图案

创造发明和进化的根源  

物质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人造物品，都是人「设计」出来的，最简单的「设计」，是制造物品时「边造边想边改」想出来的，复杂的设计，就需要经过周密的分析 研究。

人类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建筑设计、机械设计、芯片设计、新药设计、人造物种设计，都是在规范世界中寻找「特定时空结构」模式的过程，是使 规范世界中的「特定时空结构」模式通过人类的理智﹐进入观念世界、并把它描绘在「设计图纸」上的过程。

制造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产品，就是观念世界中的存在「物化」的过程。 当规范世界中的某一「存在」，进入某一个人的观念世界后，也就是某一个人有了一种「新发现」后，人们只要创造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把这些「存在」物化 。

在《普遍进化论》一书中，为了避免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理念世界」、「思想世界」、「精神世界」等概念混淆﹐把「规范世界」定义为「已经发现的和尚未发现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形式、结构、系列、程序的总和」， 已经发现的部分进入了人类的「观念世界」或「物质世界」，而其「原型」仍在「规范 世界」中。 所谓「规范」（norm），是指「在一定假设条件下，必然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形式，结构，系列或程序。」「规范存在」不是人的理念的产物，而 是先于人的理念、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些必然的形式，结构，系列或程序的存在。 规范世界包括已成为人类确定性知识的「观念」或「理念」的原型﹐包括尚未被人类发现的「规范存在」。 与波普尔「世界1、2、3理论」不同，规范世界不包括波普尔「世界3」中东那些「错误的问题﹑理论和论据」。

「规范世界」不同于「理念世界」﹑「思想世界」﹑「精神世界」。 人类的各种观念﹑思想﹑作梦﹑幻觉﹑想像以及电脑网络中的「虚拟世界」﹑「魔幻世界」等等﹐都属于波普尔的「世界2」。 与「规范世界」相对应的是「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包括我们周围的「物质世界」以及「观念世界」。 「观念世界」是人类的各种观念﹑思想和一切精神现象构成的世界。 如果说，每一个人有一个「观念世界」，「观念世界」人人不同，而「规范世界」与「物质世界」一样，是唯一的。

「规范世界」包括已成为人类确定性知识的「观念」或「理念」的原型﹐包括尚未被人类发现的“规范存在”，如人类现在还不知道的「圆周率π」小数点的1亿亿位 后面100位的准确数字（通过高速计算机计算﹐现在可以算出π在小数点后一万亿位的数值）、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中第120号元素（现在已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从95 号到116号的「人造元素」﹐其中114号元素是俄罗斯、美国科学家在1998年合成的﹐仅仅存在了30秒钟）。 碳元素的许许多多可能的结构（除石墨﹑金刚石﹑用人工合成的多种「富勒烯分子」外，还存在各种各样、千变万化的碳原子以笼状方式形成的未知分子）。

当代化学和生物学中的「文库技术」（Library Technology）﹐可以说是承认一个不依赖于人﹑客观的“规范世界”存在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若干单元通过排列﹑组合都可以形成巨大数量的个体﹐这些个体在高一级层次上又可以排列﹑组合﹐形成高一层次的新的﹑巨大数量的个体。 不同元素的原子可以组成分子﹐小分子可以组成大分子。 二十种氨基酸可以组成数量巨大的﹑形形色色的蛋白质分子。 各种分子的可能组合，构成「分子文库」。 各种组成蛋白质分子的可能组合，构成「蛋白质文库」。 同样可以形成核酸文库﹑细菌文库﹑抗菌素文库﹑糖文库﹑酵母文库和微生物文库。 这些文库中的对象﹐有些早在自然界中存在﹐更多的在自然界中从未存在。 用文库合成方法﹐就可以制造出这些在自然界中从未存在的物质或微生物。 然而，规范世界中的“存在”，并不是任意的。 只有在数学上可能的「空间构象」，它的“原型”才是「规范世界」中的「存在」，才可能在「物质世界」中「物化」。這種方法今天已在製藥工業中得到廣泛的應用。這就是說﹐那些在自然界中沒有的化合物﹑生物大分子﹑形形色色的微生物和抗菌素﹐它們的結構都可以通過科學分析把它設計出來﹐即在“規範世界”中找到它們﹐然後用「文庫技術」把它們一一合成出來﹐使它們「物化」﹐從「規範世界」進入「現實世界」中來。

《普遍进化论》是一本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著作， 在《普遍进化论》一书中，我用「规范世界」的理论，分析了「理想」和「正义」概念，分析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道德学说」、各种「乌托邦主义」、各种意识形态以及人类社会中「理想主义」的形成、「理想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冲突等问题，分析了「社会进化」的不同模式。

广义生命体

广义生命体不仅包括生物，而且包括一切具生命特征的个体，从带有生命许多特征的病毒、细菌、植物、动物、生物群体、人、企业、形形色色的人类社团、国家到国际组织，还包括一个个「生态系统」和地球上的整个「生物圈」。一个个宗教、一个个意识形态体系，也有生有死，有生命的种种特征，因而也是「生命体」。20世纪70年代，英国地球物理学家洛维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地球是一个活的生命体。洛維洛克用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神「盖雅」（Gaia）来命名地球生物和环境、有机系统和无机系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自调节过程。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体，从微生物、植物、动物、海洋、大气和大陆，各构成部分不断相互作用，形成了地球整体的一种活的平衡结构。

一切「进化」都具有「非历史性」

所谓「进化」，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环境的逐步改变，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从「规范世界」来看，一切「进化」都具有「非历史性」（【注】《普遍进化论》第10章、第11章11节）。「规范世界」的客观的、真实存在，是现实世界（物质世界加观念世界）中一切进化的根源。              分子进化和生物进化是自然界自身创造新种类分子和新物种生物的进程，可称为「自然造物」。人类有目的地设计、制造新化合物、新物品、新建筑、新生物物种，可称为「人为造物」。

「自然造物」和「人为造物」似乎有一个区别，「自然造物」有「演化」、有「历史」。 而「人为造物」是「非历史化」的，只要「原料」、「能源」和「设计方案」一一具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制造出「预定物品」—— 新化合物、新 物品、新建筑、新生物物种来。 事实上，这两种「造物」过程之间的区别是表面现象。 拿地球上生物进化来说，「自然造物」过程之所以表现出「演化」，其根本原因是，在「自然造物」过程中，前一时期的生物存在本身为后一时期的生物出现创造了 环境和条件。 如果没有自养生物，就不可能有异养生物。 如果没有蓝细菌、蓝绿藻的光合作用和地球大气圈中自由氧的积累，就没有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 如果没有恐龙的灭绝，哺乳动物就不可能主宰地球。 有一种棘头虫，幼体寄生于水生甲壳动物，成体则寄生于野鸭之类的动物身上。 这种棘头虫，把水生甲壳动物和野鸭当作自己生活的环境和条件。 自养生物的存在，是异养生物出现的环境。 蓝细菌、蓝绿藻的存在，是动植物出现的环境。 恐龙灭绝，也是哺乳动物兴起的环境条件。 水生甲壳动物和野鸭则是那一种棘头虫存在的前提。 正是由于在地球的46亿年历史上，不同的环境条件（包括一系列结构功能相对简单的生物的存在）表现了前后承继关系，才使生物表现出一种有前后、有历史的演化。 可以说，生物进化也可以视为一种「非历史现象」，只要环境条件（包括「造物」的「原料」、「能源」、催化剂）一一具备，相应的、特定的物种就可以象工业 品一样制造出来。 生物进化之所以表现出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原因是后一种或后几种生物得以产生的环境条件的形成有赖于以前物种的存在或灭绝。 这种情况，在人类发明创造的物品中也有所表现。 飞机出现在汽车之后，在于飞机起跑有赖于汽车地面行走的技术；电脑出现在电视之后，在于电脑要借助于电视的荧光屏技术。 科学技术表现出「不断进步」的机制，是因为新的发现发明建筑在已有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正象一个有正常理性的人写书，不断修改，后一稿一般比前一稿好 ，通常都会愈改愈好。 物体运动是一种历史过程，是「路程」随「时间」的「演化」，这种「演化」，表现在运动路程的积累上，只是物体本身没有发生变化而已。 人类创造发明是在已有基础上不断改进的历史过程，「进化」就是大自然对物种一代又一代的、「逐代修改」的历史过程。 解析几何可以使运动过程「非历史化」。 人类为改善生存环境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造、人类在物质财富上的创造发明、自然界物种的起源和进化，同样可以「非历史化」。 从「环境条件和产物」的关系来看，「自然造物」和「人为造物」都可以视为「非历史过程」。 这种非「历史过程」有三个特点：

第一，「造物」是规范世界的物化。只有规范世界中的「存在」，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生成、生产或制造出来。埃舍尓画面（【图41· 5】）所相应的「存在」不在规范世界中，无论怎样努力，不可能使埃舍尓画面物化。就是原子与原子结合，生成新的分子，都

【图42·15】埃舍尓画面在地球表面都不可能存在

有各种规范。如氢氧结合的一种规范是兩个氢原子与一个氧原子结合，才能生成水。希望制造出一种由二个氧原子与一个氢原子结合成的「稳定物质」，是一种空想。地球上的生物都是碳基生命体，生命体中的氨基酸只有20种。在地球环境下，完全不用这20种氨基酸、而用其它物质分子來构筑新的生物物种，也是一种空想。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凯米兒拉（Chimera）可以在画面上存在，但不能物化。

第二，有什么样的「生态位」，就有什么样的物种。

按照「大爆炸学说」，宇宙在形成之初的数十万年时间中，曾有一个「辐射时代」。在「辐射时代」，没有任何物质。直到大爆炸后30万年，宇宙才冷却到电子能够与原子核相结合的程度，一些氢原子才开始形成，并能存在一段时间而不被「辐射」所电离。在大爆炸后30万年到稍少于100万年这一段时间內，这是宇宙的「退耦时代」。到大爆炸后100万年，宇宙中几乎所有的电子都被束缚到原子里，只有10万分之一的电子和质子还自由存在，这时，「物质」完成了从「辐射」的「退耦」。从大爆炸后100万年起，宇宙由「物质」和「引力」主宰，我们所知道的星系（包括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形体的事物）是在「退耦」后形成的。（【注】参见温伯格：《最初三分鐘》。转引自约翰·格里宾：《大爆炸探秘》，卢炬甫译，第181—188页，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1年。）

星系形成本身也是「造物」过程。我们所說的各种具体的「造物」——矿物的聚集、生命的起源、物种的形成、人类的产生、物品的制造、社团的建立—-都是在「大爆炸」后、在「退耦时代」后、在地球形成后的事。造物过程是消耗能量并形成规范结构的过程。在原子层次，各种元素的原子的形成就是「规范化」的过程。在分子层次，各种单质、各种化合物都是规范结构。作为蛋白质基本结构单位的20种氨基酸、构成核酸的5种碱基都是规范结构。不同细胞、不同物种的生命体也都是规范结构。一定的生态位只能存在一定的物种，生态位事实上成了使生命构件按特定形式或结构组成特定生命体的规格要求。在现实世界里，对任一物质系统來說，在有适当大小的能量持续输入的情况下，這一系统内部就可能发生进化。地球的大气层是地球的「膜」，当太阳能透过「膜」源源不断输入地球表面时，地球表面在「膜」的保护下才慢慢出现进化现象。地球上的进化过程是逐步「加速」的。进化过程就是在有适当大小的能量输入的情况下，使低一层次的复杂过程在高一层次中自动、自发地进行。生物膜的单向通道、动物的本能、自主神经系统的自动、自发运动、小脑对动作的无意识控制机制、人类语言和概念的形成、有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形成，所有这些都是把低一层次的复杂性在高一层次中变成固定结构或模式、或自动、自发的程序。

「有什么样的『生态位』，就有什么样的物种。」这一定律还包含着以下的含义：当数以千年、万年后，当人类向遥远的太空大举移民时，当这些移民后代因相距遥远难以相聚时，人类可能因外星生态位的不同而分化为不同的物种。

第三，人類為改造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各種「方案」是人类设定的理想的「目的环境」，然而，人类改造社会的努力是对由「人」为元素的「造物」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完美。人类對「完美」的追求可以在文学、艺术、数学、科学和人工制造品中实现，然而，在人类的第三类「造物」中，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化，但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永远无法完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依靠兩个因素造成的：一是人类依靠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的「物理环境」的改进；二是人类依靠对理想、正义、完美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类改造社会的「目的环境」），通过不断变革、完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对人类生存的「活环境」的改进。然而，由于人类对由「人」为元素的「造物」永远不能完美，在任一历史时期，社会中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弊端。正因为这样，人类就在观念上造了一个又一个乌托邦，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大西岛」、傅立叶的「法郎吉」到人人平等的公有社会。当人们为革除旧社会的弊端而推动社会变革时，由于人性的不完美性，人们身上既有追求理想、正义、完美的愿望，又有自己的爱好、兴趣或对利益的追求，也有一些人为了改变自己生活的现状，在正义、社会良心的掩盖下，竭尽全力地追逐自己的私利。可悲的是，人们还把他当作正义、社会良心的化身。阿克頓勋爵說过，「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那些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追求权力的人，即使没有成为大人物，也总是坏人。一旦这样的人大权在握，会把实现美好的理想变成他们攫取个人私利的藉口，如果他们用强力來推行他们的计划或理想，往往会给整个社会带來严重灾难。然而，面对为追求理想、正义、完美而遭受的挫折和失败，总会有另一些人百折不回、不断奋斗，并为人们带來新的希望。在人类社会中，对理想、正义、完美的追求而形成的力量和对个人权力、财富、荣耀的追求的力量同时并存，政治就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和冲突，政治永远不会消失。

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到，人类不仅能够设计、制造出各种美好的东西，而且也能设计、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的生物物种，包括形形色色的狰狞的怪物。事实上，人类无须为自己的创造力担心，正象人类可以控制鼠疫杆菌、伤寒杆菌的扩散、控制核武器和毒品的制造和扩散一样，当人类有能力设计制造狰狞的怪物时，人类同样有能力控制这些怪物的活动和蔓延。

20世纪结束前，人类只能改良生物品种，不能制造生物。神学家和一些哲学家认为，神是生物的「设计者」，是「造物主」。21世纪将打破「自然造物」和「人为造物」之间的界限，打破在「自然环境」中设计、造物和在「目的环境」中设计、造物的界限。「设计」就是按照环境要求形成「被造物」的结构，不管这种「设计」是通过化学键、分子锁、酶的活性、DNA还是通过人的大脑。

人类造物虽然受到人类需求、原料、能源和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但从长远看，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在有边界的、开放的物质系统里，只要有适当能量源源不断地输入，进化过程就会发生，规范世界里的「存在」，就可以逐步物化，也就是說，使它在现实世界里生成或把它制造出来。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是在「大气」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膜」的保护下，在太阳辐射能、地热能和地球矿物能源源源不断地输入地球表面的产物。

变尺度时空观

在今天，人类关于时空的观念大大扩展了。从「变尺度时空观」来看，空间中的每一个层次都在发生演化，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尺度下，才能观察到一定空间层次的演化。达尔文在160多年前（即1859年）提出「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所以争论不断，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象「望远镜」、「显微镜」这样的「时间缩小镜」（或称「缩时镜」），而只能用平常习惯的「时间尺度」去想像地球史上数十亿年的变化。空间可以放大、缩小。时间和空间一样，也可以放慢、「放」快。当我们有了适当的「时间工具」——「缩时镜」后，我们就可以象运用「望远镜」、「显微镜」那样，很容易看到空间中更多层次的演化，包括进化、退化和循环变化，看到分子进化、生物进化、人类的社会进化和观念进化。

社会生物学创始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E·O·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1998年出版了《论契合——知识的统合》一书。他主张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契合起来，他说：「研究人类的状况是自然科学最重要的前沿。反之，自然科学所揭示出的物质世界又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前沿。可以将契合论点概括如下：两个前沿是相同的。」（【注】中文版田洺译，第387页，2002年，北京三联书店）现在，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个领域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空隙」。E·O·威尔逊说，他写《论契合》一书就是进行「空隙分析」，如「基因和文化进化」、「思维的物质基础」、「伦理和宗教的深层次起源」都是「空隙」。威尔逊认为，如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可以「契合」起来，那么，填补空隙将成为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在1998年威尔逊出版《论契合》时，他认为十年左右就可以发现契合的世界观到底是「麦哲伦式的航行」，还是走向无尽大海的探险。我写《普遍进化论》，也是试图在思想世界的大海中进行一次「麦哲伦式的航行」，但至今还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航行和漂流。

进化的統一理论

在纽约一面写政治评论时，一面进入思想大海中航行，是为了实现大学时期就埋藏在心底的愿望。

五十多年前，我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毕业前夕，我首次在報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參見《人民日報》1964年3月26日）。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考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當時沒有社會科學院，哲学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这时，我开始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哲学。由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环境，只有「卖西瓜的哲学」和「工农兵哲学」，不可能用科学精神研究哲学，我接受了英费尔德《哲学的黄昏》思想。但在心灵深处，始终保存者用科学精神研究哲学的愿望。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始终没有放弃对「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的探索，2009年出版的《普遍進化論》，既是这篇文章发表50年後的继续，又是我懷著對「形成周圍世界一致理解的需要」，從跨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角度，對「规范世界」和「广义進化」的探索。

谈「进化论」当然离不开达尔文，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理论。达尔文說，物种不是不变的，「自然选择」是物种发生变异的最重要的途径。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相对于「人工选择」來說的。《物种起源》的第一章《家养状况下的变异》，談的就是「人工选择」。达尔文說，「在积累连续的微小变异方面，人类通过选择的力量是何等之大」， 但「人工选择」只能作用于外在的和可见的性状，而「自然选择」不同，「自然能对各种内部器官、各种微细的体质差异以及生命的整个机构发生作用。」

达尔文写下这些話的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人工选择」已不限于「家养状况下的变异」，而能有目的地通过「重组DNA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做「自然选择」所做的事，「人工选择」也「能对各种内部器官、各种微细的体质差异以及生命的整个机构发生作用。」在今天，人类可以按照预定的「目的」，精密设计「目的环境」，用人工的方法，制造出各种各样的新物种來。《普遍进化论》是在「基因工程技术」新发展的今天的「进化论」，是「目的环境」加速进化的理论，也是「自然选择进化论」和「目的环境进化论」统一的理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严巗回到巴黎

2001年2月严巗从法国移民美国後，在曼哈顿23街一所语言学校学英语，2002年1月进入纽约ASA Institute College of Advanced Technology，2003年6月8日得到了学士学位。7月16日，在ASA 学院举办毕业典礼这一天，我与高皋都参加了学校的庆祝仪式。

严巗来纽约後，高皋仍然在医院上班，严巗在曼哈顿上学。在假日，开车到华盛顿看望高放，到新泽西看望朋友，由于住房狭小、十分简陋，与巴黎相比，纽约华人区的生活没有给儿子带来新奇。我与儿子，多次开着林肯牌特大号老爷车，接高皋下班回家。当我儿子出现在Cabrini医院门口时，高皋的内心喜悦真是无可形容。在晚上12时左右，我们一家三口，开车经过布鲁克林大桥，沿着278号高速公路回到家中。严巗的法语很流利，但英语差，我不知道让他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途径。在ASA学院毕业後，严巗进入一家电脑商业学院，读硕士学位，但学校规模小，学生少。2003年在严巗生日前夕，我们为他买了一辆新车，这也是我家第一次买新车。在登记车主时，严巗不同意用他名字，非要用我名字。没有想到，这正是他第二年到巴黎与他女友结婚的前奏。2003年12月16日，在他生日後，他去巴黎看望女友，并在巴黎结婚。

2004年严巗与林英结婚後，严巗要留在法国，与林英一起创业。当年，严巗与林英的第一个孩子严昊阳诞生。

高皋从护士岗位上退休

2006年3月31日晚上11：00，我从布鲁克林开车到曼哈顿19街227号，在Cabrini医院大门口等候高皋。这一天下班後，高皋从医院病房护士工作退休，再也不会去医院上班。高皋走出大门时，我为她照了一张照片。时间是11：05 。

严巗到法国後，每年回纽约两次。高皋退休後的第一个月，严巗从巴黎回纽约一周看望我们。2006年11月，高皋去法国帮助带孙子孙女，经常晚上不睡觉看着3个月大的孙女皓月和2岁的孙子昊阳，一个月下来，感到体力不支，12月初回到纽约，连续睡了三天两夜。2007年4月严巗第7次进入美国时，海关当时告诉他，因为他每年在美国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如果他不能长期生活在美国，他的录卡将失效。这时严巗和林英已有两个孩子，昊阳3岁，皓月1岁，他只能放弃美国绿卡，长期留在法国。

2008年12月3日上午，高皋在龚麟医生诊所看病，怀疑有癌症。下午到布鲁克林3大道Doshi  Diaguostic  Imaging  Services 做透视等检查。12月11日，确诊为癌症。12月12日，开车到迈蒙尼德癌症医疗中心Maimonides  Cancer  Center，预约看病时间。定为2009年1月5日上午9时。12月24日上午，突然接到迈蒙尼德医疗中心电话，说原定1月5日看病要改为1月28日，因1月5日主治大夫要做一个大手术，1月5日病患日期延後。当天下雨，接电话後我与高皋立即开车前往迈蒙尼德医疗中心。高皋用不流利的英语，万分悲哀地说动了主管。在我们回到家後，癌症医疗中心来电话说，高皋看病时间从1月5日改定在1月9日上午。

在美国得了癌症，我们感到极其无助。这一天是圣诞节前一天，下午，王军涛、杨宽兴、刘路来访，带来一本《包遵信纪念文集》。王军涛说，听说高皋病了，送给高皋一个大蛋糕。陈钢来访时，送来一盆圣诞红。知道好友们的关心，高皋几天来的无助和病痛，感到有所好转。晚上11点，严巗来电话，昊阳、皓月两个孩子都病了。严巗自己也身体不适。两天後，都好了。这几天，每天有朋友来访。杨彰兴是纽约美华防癌协会终身荣誉董事长，又是布鲁克林一家大医院的医生、康乃尔大学医学院放射线医学临床教授，他与他夫人来看望高皋时，说一定要在近处医院作手术，因为手术後还有「後续治疗」，他谈了医学上许多专门问题，说迈蒙尼德癌症医疗中心很好。然後，他不谈医学，向我们传教，说要相信神，内心宁静、平安，这才能治好癌症。

2009年1月9日，迈蒙尼德癌症中心的Charusheela  Andaz医生给高皋看病。1月16日下午1：00到医院，4：00-5：30 Charusheela  Andaz医生给高皋作手术。晚上8：40从监护室移到病房，当我8：40在病房见到高皋时，高皋已能与我说话了。

高皋做了癌症组织切除手术，不到24小时，第二天中午，就要她出院。到医院接人回家，车只能停在停车场，而从医院大门出来後有很长的一段路，才能步行到停车场。一个十多小时前做癌症切除大手术的人，步行这么多是不行的。我请陈钢开车在医院大门前等我，我进病房接高皋到医院门口，然后陈钢开车送我们到家。

2009年3月20日，纽约《多维时报》A版用整整3版篇幅刊出《高皋和<邓胡赵三头马车时代>》的报道和书摘。3月22日纽约明镜出版社CEO何频给高皋送来新出版的《三头马车时代》一书。我不仅为高皋出版新书而高兴，而且为何频在中文媒体和出版事业日益发展而高兴。何频有事业心和创业精神，在私人企业家中，在美国土地上创造了最有影响力的中文媒体传播事业。他的成就源于理想和劳动，他的辛勤工作的程度可能超过我所熟悉的所有人。

参加华盛顿六四20周年纪念会

2009年是「六四」20周年纪念，全球华人在各个国家都举办「六四」悼念、纪念会议。我每年都写一、二篇文章，悼念「六四」死难者，纪念「六四」，2009年写了9篇文章，刊登在香港《明报》《苹果日报》《多维时报》《动向》《前哨》《争鸣》和日本《每日新闻》等报刊上，为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写了一篇序。（【注】这些文章是：①《<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多维时报》2009年3月20日 ②明报记者采访：《先翻案，後和解》，5月29日《明报》论坛版 ③ 《二十年看<4•26社论>》，《明报》2009年4月29 日 ④《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前哨》2009年5月号  ⑤ 《六四事件的後果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日本《每日新闻》6月5日 ⑥《从四千年历史看六四后果》，《明报》6月4日 ⑦《封从德<六四日记>序》（2009年4月18日）2009年6月出版 ⑧《吴仁华对中国的贡献》，《动向》6月15日 ⑨《苹果日报记者采访严家祺》，《苹果日报》6月4日）         

6月3日，加拿大朋友潘士弘从旧金山来纽约。下午去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机，从机场回家途中，正下着小雨，发现汽车左边一个雨刷坏了。因潘士弘来纽约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只是游览。我们决定第二天开车到华盛顿DC参加六四纪念会，并约与住在康州的保延昭第二天一早一同去华盛顿。晚饭後，我开车送潘士弘到曼哈顿51街已经预订的旅馆，打电话、按门铃都无法进入旅馆，这样我开着车到42街。在42街与12大道交叉处，是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纪念六四20周年的入群正在散场。汽车找不到近处停车处，只能临时停在人群周围，下车说了几句话，再回旅馆已经晚上10点钟了。

按电话约定，在6月4日早晨5：45保延昭就来到了布鲁克林Brooklyn 54街我家门外。他家在康州，6月3日，就开车来到纽约皇后区的法拉盛，住在一位朋友家。6月4日凌晨3：00，就起床开车来布鲁克林。在6月3日晚上只睡了三、四小时。他到我家门前，我对他说：「我的车雨刷坏了，只能用你的车。」6：00我与他离开布鲁克林，到曼哈顿旅馆接潘士弘。开车到华盛顿附近，因超速被警察拦截，接到一张罚单，罚款180美元。到国会山集会处时，已经11点半了。有人让我上主席台。主席台上有王军涛、王丹、柴玲、王有才、杨建利、徐文立和坐在轮椅上的方正。中午12：00，众议院议长南希·波洛西（Nancy Pelosi）演说。我走下主席台後，达赖喇嘛在美国的联络员贡嘎扎西要我在8月下旬到日内瓦参加达赖喇嘛主持的汉藏对话会议，我答应了。这时，见到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宋玉武，大概一个小时後，宋玉武打电话给我说，让我们三人参观国会图书馆。我们步行20分钟到了图书馆，只是走马观花，就感受到了国会图书馆的宏大规模。

离开国会图书馆後，我们三个人，开着车回纽约。到纽约布鲁克林，已经晚上11：30了。

这次旅行，保延昭太累了，从早上4：00前开车，到晚上11：30才回到我家，他还要用2个多小时开回康州的家。在2009年，我虽然开车已经有12年，但保延昭的车是一辆大车，我没有开过大车，加上在高速公路上出过车祸，车上有3人，让我在高速公路上开，保延昭也不放心。看到保延昭这么累，我想请潘士弘开，潘士弘总不开，在一次停车後，潘士弘终于开车了。他开了一小时，车子开出了车道，上了路肩，幸而没有危险，他说他刚做白内障手术。这样不得不又让保延昭开车。由于太累，在一加油站转湾处被警察截住，罚款80元。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都有历史。不可选择的大环境构成历史的必然性，可以选择的小环境造成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如果潘士弘不来纽约，我就不会去华盛顿，正是在华盛顿遇见了贡嘎扎西，他请我参加8月在日内瓦召开的汉藏会议，我做了选择，後面才有我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一件「事」。

日内瓦会议

1989年12月在巴黎会见达赖喇嘛以来、1996年在美国洛杉矶附近的Pasadena、2009年在日内瓦，我又两次会见了达赖喇嘛。 2009年8月，达赖喇嘛主持汉藏对话会议。参加者有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100多名汉藏学者、专家 。在中国以外，我到处看到，人们对达赖喇嘛有一种普遍的崇拜。我从来反对用权力制造的个人崇拜，但我对达赖喇嘛深怀崇敬之心。他平易近人更加增强了人们对他的崇拜。

我参加这次会议，遇到了许多来自港台和欧美澳日的老朋友。第一天下午，与来自高雄的台湾辅英科技大学教授苏嘉宏一同游览日内瓦市区，我们在一起讨论了「西藏文化圈」问题。第二天上午，分别举行中文、外文媒体两次记者会。在中文媒体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发表了谈话。在外文媒体记者会上，除了达赖喇嘛外，流亡藏人的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Kalontripa  Samdhong  Rinpoche）、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主席达桑·扎西、国际和解协会（IFOR）代表乔纳丹·圣西森和我发表谈话。我谈了什么是达赖喇嘛精神。会後，我把自己这段话写成文章记录了下来。

「达赖喇嘛精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他的『无私精神』，他为藏人、为汉藏团结、为中国和世界和平奔忙不息，他不是为他自己。二是他的『慈悲精神』，包括他的公正、胸怀博大、待人平等精神。三是『非暴力精神』。」 我还谈了「西藏文化圈」问题，「西藏文化圈是一种『跨国现象』，在1959年前，西藏文化圈包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的所有藏人聚居区，以及尼泊尔、锡金、不丹。1959年事件，藏人的流亡，使西藏文化圈延伸到印度和欧美许多地区。1959年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西藏文化圈的中心从中国移到了印度。」

这些会议，和会议期间的记者采访，我谈了「大西藏」概念问题。在2009年发表的《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圈》一文中，我写道：「达赖喇嘛多次说，他希望藏人能够自治，不寻求西藏独立。他还表示，他是中国人，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大西藏』的概念误导了一些人，有人说什么，达赖喇嘛要把占中国国土四分之一的『大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一些汉人一听到『大西藏』，就认定达赖喇嘛要分裂中国。事实上，达赖喇嘛早就认识到，从『地缘政治』来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藏根本不可能独立。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也是说给那些宣扬『西藏独立』的人听的。达赖喇嘛是中国境内外藏人共同的精神领袖，是『跨国界』的『西藏文化圈』的精神中心。有人把达赖喇嘛称作『达赖』、『达赖集团』，对他肆意攻击时，藏人都不会高兴，达赖喇嘛从不与人『对骂』，他只是表示『我很难过』。『西藏文化圈』与『西藏自治区』和所谓『大西藏』的不同是，『西藏文化圈』是自然形成的，是一种宗教和文化现象，而对西藏和藏人聚居区的『行政区划』是人为规定的，与政治有直接关系。以我理解，藏人追求的『自治』，在宗教信仰上，中国境内的所有藏区应当是『统一』的。『大西藏』概念的误导，在于把『宗教』、『政治』混在一起了。」（严家祺：《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圈》，《博讯》博客、《多维》博客  2009年8月9日）

解决西藏问题要分几个步骤，首先，要让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回到西藏；第二，让达赖喇嘛和中国各方面人士，包含西藏、新疆、内蒙，提出改进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方案，特别行政区、区域自治、中间道路、联邦制，都是方案；第三，通过法定程序，修改宪法或修改有关法律，解决问题。

全家巴黎团聚

2009年8月9日，会议结束了。严巗开车从巴黎来到日内瓦我居住的旅馆，我乘他的车离开旅馆时，遇到了参加会议的许多朋友，我与他们一一打招呼告别，引起他们惊奇的是，他们看到了我的儿子，在完全陌生的城市聚会的一群人中，怎么还会开车来把父亲接回家？这使我联想起在1970年五七干校，高皋一步一步走向我们正在盖房子拉车的工地时，哲学所的同事王树人对我大叫，「严高皋来了，严高皋来了。」不同的是，上一次是妻子，这一次是儿子。上一次在五七干校，没有欢声笑语；这一次在日内瓦，大家惊讶又高兴。（【注】参见§8    学部「五七干校」：有一天，我正在为盖房子拉车，王树人对我大叫，「严高皋来了，严高皋来了」。王树人并不是知道西方称呼的习惯、而是开玩笑在高皋名字前加上了一个「严」字。所有在作着沉重劳动的同事，都停止了工作，看着我妻子从远处一步一步走来，清查运动的阴影蒙照在干校上空，没有欢声笑语，此情此景，成了我永恒的记忆。）

瑞士与法国之间标记着分界线，但像国内旅行一样，国界线上没有守卫边界的军人，也看不到管理边界的公务员，当我们整个地球都这样时，全球化就最後实现了。

到巴黎，我第一次见到孙子孙女，孙子昊阳5岁，孙女皓月3岁，我带他们到附近的公园玩。高皋在几天後从纽约来到了巴黎。严巗、昊阳和我三人到机场，当天晚上，我们一家6口在美丽城饭店吃饭，照了第一张全家在一起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