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3日，时任总理的周恩（左）与毛泽东和林彪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法新社
一、大串联中的周恩来与铁路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大串联期间的后勤供给问题。当时，数以千万计的所谓“革命师生”在四处串联流动，单是毛泽东在北京接见的红卫兵就有1100万人次。在如韶山、井冈山这样的中共“革命圣地”，还出现了红卫兵被饿死的情况。为了给这些红卫兵提供食物，中共进行了战争式的军民动员，用包括空运在内的手段向各地的红卫兵运送食物，而这又导致了有人因为在长期饥饿后突然进食而撑死的情况。如果没有这种大规模的战争式动员，红卫兵们就会被饿死得更多，局面也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而在这些动员行为背后，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周恩来的身影。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就要谈一谈为什么周恩来会这么配合毛泽东的大串联，他在当时到底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事实上，在文革初期，最令周恩来头疼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提供后勤保障。这一问题又有一个连带的问题，那就是由于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挤占了太多铁路交通资源，铁路运输的正常运作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时，中国的经济运行高度依赖着主要通过铁路展开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在文革前夜的1965年，光是“南粮北调”的数量就有足足120亿斤。如果铁路运输在大串联红卫兵的冲击下瘫痪，那么经济的停摆和恐怖大饥荒就会随之席卷而来。为此，周恩来做了不少试图维持铁路系统运转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登出的中共党史学者陈扬勇的文章，当时周恩来做过两次试图维护铁路正常运转的努力，其第一次的情况是：“（1966年）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陶铸组织起草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考虑到当时铁路交通运输的混乱，周恩来要求把铁路枢纽和重要站段、港务局和码头等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列为国家‘要害部门’，‘必须进行坚决保护’，革命群众不应冲击这些要害部门，对不听劝阻者，必须依法处理。8月31日，周恩来阅定了通知稿，并批示：‘提议照发’。但当通知稿传到江青手中时，她提出：要中央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结果，这个文件就这样给压下了。”（引自陈扬勇：《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铁路交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13年9月5日）
对于渴望天下大乱的毛泽东及其党羽来说，能够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大串联运动是重中之重。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自然不会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不过，周恩来仍然不死心，又进行了第二次努力。根据陈扬勇的文章介绍，这第二次努力的情况是：“（1966年）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其中，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强调要保障铁路交通等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这些单位的红卫兵要充分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他单位的红卫兵不要去这些单位内部串连’。《意见》还强调必须向广大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9月3日，周恩来对《意见》作了最后定稿，并立即召集政治局碰头会讨论通过。会上，陶铸、陈毅等大多数人对《意见》表示赞同。但是，康生、戚本禹等人却有恃无恐地否定了这一《意见》。由于‘中央文革’一伙的反对，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意见》又被压下了。”（引自陈扬勇：《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铁路交通》）
二、大串联中一丝不苟的管理者：周恩来
上述引用的两段史事，都是来自中共方面学者的文章。这类文章的一大特点，往往就是把“坏事”全都推到林彪和“中央文革”身上，对毛泽东的态度和行为往往表达得模模糊糊。事实上，文革史学者高文谦在他的名著《晚年周恩来》中，对这段史事有更为直接的描述：
“（大串联）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再说什么，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章第一节）
由此可见，真正能够决策任由红卫兵使用铁路资源的人，并不是江青、康生、戚本禹之类的人，他们只是毛泽东的打手。真正能做出这种决策的人，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
在试图阻止红卫兵们把铁路运输冲乱的努力失败之后，周恩来事无巨细地管起和大串联红卫兵有关的种种补给、安排活动。据《晚清周恩来》一书所述，当时：
“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利进行，周（恩来）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章第一节）
事实上，周恩来当时对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一事所投入的精力可以说比上述的这些情况还要夸张。根据文革史研究者舒云的文章所述，其实就连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地点，乃至一些更为细节和微妙的事情，也是周恩来定下来的。这篇文章谈到：
“组织接见很不容易，很费事，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为了让红卫兵更多地见到毛泽东，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而且还不能出差错，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考虑周全。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恩来急了，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只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
“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的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北京市委秘书长黄作珍等都参加了。
“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舒云：《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幕》，《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七〇期，2005年12月7日出版）
三、文革的实际执行者：周恩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这个人的确是心细如发，不但对毛泽东在哪里接见大串联红卫兵进行了拍板，而且还为了这些接见活动听取汇报，在一次接见活动结束后又研究下一次的接见方案，如同一个做事一丝不苟的管家。如果没有周恩来的话，毛泽东的那些疯狂幻想其实根本无法执行。因此，《晚年周恩来》一书对于当时周恩来的实际地位进行了这样的一番总结，说道：
“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三章第一节）
在这里，高文谦直接将周恩来定义为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这一定义自然是与当前中国官方对文革中的周恩来的叙述完全不同，但它实际上是揭露了真实的历史。没有周恩来这种心细如发的人进行种种细致地统筹规划活动，涉及了数以千万计的所谓“革命师生”的大串联根本搞不起来。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提供决策大方向的董事长，那么周恩来就是那个负责实际执行的总经理。有能力将整套中共体制真正运作起来的人其实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
这样，一个当时周恩来的实际形象就浮现在了我们面前。但是，在这里我们仍需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恩来是不是真的就对毛泽东那样“鞠躬尽瘁”，像一台没有想法的机器一样配合着毛泽东的狂想呢？真实的情况当然比这要远更复杂。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讲中再进行解答。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